选就二十九人读书中秘。

公元1405年　正月
选就二十九人读书中秘。

《翰林记》卷四《文渊阁进学》：“永乐三年正月壬子，先是太宗命学士兼右春坊大学士解缙等，新进士中选材质美敏者，俾就文渊阁进学，至是，缙等选修撰曾棨，编修周述、周孟简，庶吉士杨相、王训、王直、吾绅、彭汝器、刘子钦、余学夔、章朴、卢翰、熊直、王道、罗汝敬、沈升、柴广敬、王英、余鼎、杨流、洪顺、段民、杨勉、章敞、李时勉、倪维哲、陈敬宗、袁添禄二十八人。人见，上谕勉之曰：‘人须立志。志立则功就。天下古今之人，未有无志而能建功成事者。汝等简拔于千百人中为进士，又简拔于进士中至此，固皆今之英俊。然当立志远大，不可安于小成。为学必造道德之微，必具体用之全。为文必并驱班、马、韩、欧之间，如此立心，日进不已，未有不成者。古之文学之士岂皆天成?亦积功所至也。汝等勉之。朕不任尔以事。文渊阁，古今载籍所萃，尔各食禄，日就阁中，恣尔玩赏，务实得于己，庶国家将来皆得尔用。不可自怠以辜朕期待之意。’时庶吉士周忱，自陈年少，愿进学。上喜曰：‘有志之士也。’命增忱为二十九人。遂命司礼监月给笔墨纸，光禄寺给朝暮膳，礼部月给膏烛钞（人三锭），工部择近第宅居之。且命缙领其事。数召至便殿，问以经史诸子。故实，或至抵暮方退，五日一休沐。使内臣道之，校尉备驺，从人莫不歆其荣艳。上时搜奇书僻事以验所学，棨等多对诵如流。上甚喜之，多所奖赉，恒顾群臣曰：‘秀才辈性子，直可亲近。’缙尝以《钟山蟠龙》诗试诸人，甚称彭汝器所作。一日上问《捕蛇者说》，汝器即朗诵于前，上奇其才。王训以《大江绕金陵赋》进，上最称之。且程试课业，大严赏罚之典，而王英、王直尤为侪辈所推让云。盖是时庶吉士隶本院者尚多，如孙子良、洽顺、李昌祺、萧省身、江铁、张宗琏、田忠等，无虑数十人，皆不得与。其与者，皆被选者也。后上尝亲征巡狩，虽有庶吉士之选诏，如甲申例，车驾不及亲莅焉。”

释家认为女子天性“淫欲”的“妇女观”首先为译经僧人所接受。

这种观念把处于两性关系中的男女分别对待，一切的丑恶、污辱与不祥尽可归诸女子一边，而对于男子一边，却轻轻开脱了，甚至丝毫不加指责，只是规劝男子：女人不值得恋眷。

然佛教的思维方式是“于五欲中生大不净想”[9]。

然而这样的随机说法，在梁代士人那里却难免遇到了障碍。

这具体表现在由于佛教“妇女观”的影响，佛典在对女子“淫欲”心理的揣摩上，在对女子“姿态”的描写上给宫体诗人以启迪。

梁宝唱等奉旨集《经律异相》[18]，内有许多男女纠葛的故事，由于意在劝诫莫近女色，故事中的女子无一不打上了“淫欲”的印记，妇女几乎成为只受情欲支配的动物，如卷十三《阿那律化一淫女得正信》对淫女如何以色相诱阿那律写得十分入微。

这首先表现为“谈风月”成时尚，士人对妇女及两性关系的态度显得更为通脱放肆。

这种作用其次表现为“上客们”“人人眼角里是淫荡”[20]。

将宫体诗与其前代以女性为描写对象的诗赋作一纵向的比较，就会发现：将宫体诗中的女性形象置于其前代诗赋女性人物画廊中，会产生鲜明的突兀感。

洪迈《容斋五笔》卷第四曰：“《诗》三百篇中，其誉妇人者至多。

至于宋玉诸赋及曹子建《洛神赋》较之宫体诗，前者“陈交接之大纲，恨人神之道殊”。

相似于中土高唐、洛浦典故，《大正藏》第十四卷经集部一《佛说大方等修多罗王经》[22]与《佛说转有经》等都有“于眠梦中见与人间端正美女共为稠密”的叙述，这样不胜枚举的佛教故事，往往在女子主动委身于男子这点上与中土高唐、洛浦诸说相重合，共同影响中土士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