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旬，王国维《人间词》乙稿四十三首刊载于《教育世界》第一百六十一号。

公元1907年　十月
上旬，王国维《人间词》乙稿四十三首刊载于《教育世界》第一百六十一号。

首山阴樊志厚本月序，标举“意境”之说：“文学之事，其内足以抒己，而外足以感人者，意与境二者而已。上焉者意与境浑，其次或以境胜，或以意胜。苟缺其一，不足以言文学。原夫文学之所以有意境者，以其能观也。出于观我者，意余于境。而出于观物者，境多于意。然非物无以见我，而观我之时，又自有我在。故二者常互相错综，能有所偏重，而不能有所偏废也。文学之工不工，亦视其意境之有无，与其深浅而已。自夫人不能观古人之所观，而徒学古人之所作，于是始有伪文学。学者便之，相尚以辞，相习以模拟，遂不复知意境之为何物，岂不悲哉！……静安之为词，真能以意境胜。夫古今人词之以意胜者，莫如欧阳公。以境胜者，莫如秦少游。至意境两浑，则惟太白、后主、正中数人足以当之。静安之词，大抵意深于欧，而境次于秦。至其合作，如甲稿《洗溪沙》之‘天末同云’、《蝶恋花》之‘昨夜梦中’，乙稿《蝶恋花》之‘百尺朱楼’等阕，皆意境两忘，物我一体。高蹈乎八荒之表，而抗心乎千秋之间。”赵万里《王静安先生年谱》：“先生时新丧偶，故其词益苍凉激越，过此以往，又转治宋元明通俗文学，其致力于词者，亦仅此数载耳。”按：此数年间，王国维由哲学研究而文学创作，复由词而曲。王国维《自序（二）》：“余疲于哲学有日矣。哲学上之说，大都可爱者不可信，可信者不可爱。……此近二三年中最大之烦闷。而近日之嗜好，所以渐由哲学，而移于文学，而欲于其中，求直接之慰藉者也。……近日嗜好之移于文学，亦有由焉，则填词之成功是也。余之于词，虽所作尚不及百阕，然自南宋以后，除一二人外，尚未有能及余者，则平日之所自信也。虽比之五代北宋之大词人，余愧有所不如。然此等词人，亦未始无不及余之处。因词之功成，而有志于戏曲，此亦近日之奢愿也。然词之于戏曲，一抒情，一叙事，其性质既异，其难易又殊，又何敢因前者之成功，而遽冀后者乎！但余所以有志于戏曲者，又自有故。吾中国文学之最不振者，莫戏曲若。元之杂剧，明之传奇，存于今日者，尚以百数。其中之文字，虽有佳者，然其理想及结构，虽欲不谓至幼稚拙劣不可得也。国朝之作者，虽略有进步，然比诸西洋之名剧，相去尚不能以道里计。此余所以自忘其不敏，而独有志于是也。”

太子宜臼奔放在申，作《小弁》之诗以抒其忧。

苏信公作《何人斯》以绝暴公，伤于谗言而作《巧言》。

幽王作乐淮上，君子忧伤，诗人作《鼓钟》以刺之。

东夷作乱，兴师征讨，征夫有（蓼莪》、《四月》、《渐渐之石》之诗歌。

征夫行役，逾时不归，怨妇忧思而作《采绿》。

幽王东征西伐，用兵不息，诗人感周室将亡而作《苕之华》。

凡伯刺幽王嬖褒姒乱政作《瞻印》，刺幽王内乱地削作《召晏》。

家父作《节南山》之诗，刺王用尹氏以致乱。

周之大夫作《小宛》，刺幽王以小智而登高位。

寺人孟子遭谗言而作《巷伯》。

天下俗薄，朋友道绝而有《谷风》之作。

周之同姓大臣忧孤危将亡而作《頍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