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日历》纂成。

公元1374年　五月
《大明日历》纂成。

陶凯《故晋相府长史朱公行状》：“七年，学士宋公与公等又奏所纂《皇明宝训》五卷。正月十六日，驾幸翰林院，公应制赋《檐鹊春声》诗。二月，赐春衣，罗一缣、绢一匹、高丽布一匹。五月十八日，《日历》净本成，计一百册。上御奉天殿，丞相胡公、学士宋公、承旨詹公进，上曰：‘此千万世事迹，皆汝等力也。’命藏殿前金匮内。”《文宪集》卷九《送徐教授纂修日历还任序》：“洪武六年秋九月，皇帝御谨身殿，从翰林学士宋濂之请，妙柬文学之士四三人，纂修《大明日历》，而诏濂与吏部尚书詹同司总裁事。当是时，杭州府学教授徐君大章实在选中。开局于内府，日给大官之膳，而令中贵人护阍，非奉敕旨不敢人。其事至严也。濂时与大章辰入而申出，凡兴王出治之典，命将行师之绩，采章文物之懿，律历刑法之详，咸以事系日，以日系月，以月系年，必商确而谨书之。濂年加耄，不能有所猷为，惟发凡举例而已。其助我者，大章之力居多。越四月书成，共一百卷。遴日上奏，登盘龙金匮中，奠于丹陛之下。”《明史》徐一夔传：“明年书成，将续修《元史》，袆方为总裁官，以一夔荐。一夔遗书曰：‘迩者县令传命，言朝廷以续修《元史》见征，且云执事谓仆善叙事，荐之当路。私心窃怪执事，何惓惓于不材多病之人也?仆素谓执事知我，今自审终不能副执事之望，何也?近世论史者莫过于日历。日历者，史之根柢也。自唐长寿中，史官姚璹奏请撰时政记，元和中，韦执谊又奏撰日历。日历以事系日，以日系月，以月系时，以时系年，犹有春秋遗意。至于起居注之说，亦专以甲子起例，盖纪事之法无逾此也。往宋极重史事，日历之修，诸司必关白。如诏诰则三省必书，兵机边务则枢司必报。百官之进退，刑赏之予夺，台谏之论列，给舍之缴驳，经筵之论答，臣僚之转对，侍从之直前启事，中外之囊封匦奏，下至钱谷、甲兵、狱讼、造作，凡有关政体者，无不随日以录。犹患其出于吏犊，或有讹失，故欧阳修奏请宰相监修者，于岁终检点修撰官日所录事，有失职者罚之。如此则日历不至讹失。他时会要之修取于此，实录之修取于此。百年之后，纪、志、列传取于此。此宋氏之史所以为精确也。元朝则不然。不置日历，不置起居注，独中书置时政科，遣一文学掾掌之，以事付史馆。及一帝崩，则国史院据所付修实录而已。其于史事，固甚疏略。幸而天历间，虞集仿六典法，纂《经世大典》，一代典章文物粗备。是以前局之史既有十三朝实录，又有此书可以参稽，而一时纂修诸公如胡仲申、陶中立、赵伯友、赵子常、徐大年辈，皆有史才史学，廑而成书。至若顺帝三十六年之事，既无实录可据，又无参稽之书，惟凭采访以足成之，窃恐事未必核也，言未必驯也，首尾未必穿贯也。而向之数公或受官，或还山，复各散去。乃欲以不材多病如仆者承之于后，仆虽欲仰副执事之望，曷以哉?谨奉状左右，乞赐矜察。’一夔遂不至。”

初六，张伯淳卒，年六十一。

田衍辑其先友翰墨，中有名撖举者，或以为即曲家阚彦举。

二十六日，翰林国史院进太祖、太宗、定宗、睿宗、宪宗五朝实录。

揭傒斯作《湖南宪使卢学士，移病归颖，舟次武昌，辱问不肖姓名，先奉寄三首》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