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二日，朱熹作《诗集传序》。

公元1177年　十月
二十二日，朱熹作《诗集传序》。

序云：“或有问于余曰：‘诗何谓而作也？’余应之曰：‘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感于物而动，性之欲也。夫既有欲矣，则不能无思；既有思矣，则不能无言；既有言矣，则言之所不能尽，而发于咨嗟咏叹之余者，必有自然之音响节奏，而不能已焉：此诗之所以作也乙’曰：‘然则其所以教者，何也？’曰：‘诗者，人心之感物而形于言之余也。人之所感有邪正，故言之所形有是非。唯圣人在上，则其所感者无不正，而其言皆足以为教；其或感之之杂，而所发不能无可择者，则上之人必思所以自反，而因有以劝惩之，是亦所以为教也。昔周盛时，上自郊庙朝廷，而下达于乡党闾巷，其言粹然无不出于正者。圣人固已协之声律，而用之乡人，用之邦国，以化天下。至于列国之诗，则天子巡守，亦必陈而观之，以行黜陟之典。降自昭、穆而后，浸以陵夷，至于东迁，而遂废不讲矣。孔子生于其时，既不得位，无以行帝王劝惩黜陟之政，于是特举其籍而讨论之，取其重复，正其纷乱，而其善之不足以为法、恶之不足以为戒者，则亦刊而去之，以从简约，示久远，使夫学者即是而有以考其得失，善者师之，而恶者改焉。是以其政虽不足行于一时，而其教实被于万世，是则诗之所以为教者然也。’曰：‘然则《国风》、《雅》、《颂》之体，其不同若是，何也？’曰：‘吾闻之，凡《诗》之所谓《风》者，多出于里巷歌谣之作。所谓男女相与咏歌，各言其情者也。唯《周南》、《召南》，亲被文王之化以成德，而人皆有以得其性情之正。故其发于言者，乐而不过于淫，哀而不及于伤。是以二篇独为风诗之正经。自《邶》而下，则其国之治乱不同，人之贤否亦异，其所感而发者，有邪正是非之不齐，而所谓先王之风者，于此焉变矣。若夫《雅》、《颂》之篇，则皆成周之世，朝廷郊庙乐歌之词，其语和而庄，其义宽而密，其作者往往圣人之徒，固所以为万世法程而不可易者也。至于《雅》之变者，亦皆一时贤人君子闵时病俗之所为，而圣人取之。其忠厚恻怛之心，陈善闭邪之意，犹非后世能言之士所能及之。此《诗》之为经，所以人事浃于下，天道备于上，而无一理之不具也。’曰：‘然则其学之也，当奈何？：曰：‘本之《二南》以求其端，参之列国以尽其变，正之于《雅》以大其规，和之于《颂》以要其止，此学《诗》之大旨也。于是乎章句以纲之，训诂以纪之，讽咏以昌之，涵濡以体之，察之情性隐微之间，审之言行枢机之始，则修身及家，平均天下之道，其亦不待他求而得之于此矣。’问者唯唯而退，余时方辑《诗传》，因悉次是语，以冠其篇云。淳熙四年丁酉冬十月戊子，新安朱熹书。”

对《史记·韩世家》所记聂政与韩严之事也有不同看法。

李悝卒于本年后。

墨子止楚鲁阳文君伐郑在本年或稍前。

与墨子对话之“鲁阳文君”，或以为是司马子期之子公孙宽，其封地在鲁阳。

据《墨子·鲁问》，墨子与鲁阳文君论伐郑，在“郑人三世杀其父”之后。

卫鞅本年前后生于卫，本名公孙鞅，世称“卫鞅”，号“商君”，史称商鞅。

卫鞍遭车裂在前338年。

《史记·商君列传》：“商君者，卫之诸庶蘖公子也。

江乙本年前后生于魏，又作江一、江尹、江已。

孟子本年前后生于邹，字子车，或曰子舆、子居。

又元中叶程复心编《孟子年谱》载：“孟子生于周烈王四年、鲁共公五年己酉四月二十，卒于周赧王二十六年、鲁文公六年壬申正月十五日。

孟子名柯，见于《孟子·梁惠王上》、《孟子·尽心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