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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淑(1620一1657后)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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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淑(1620一1657后)生。

公元1620年 是年
  刘淑(1620一1657后)生。

以其父刘铎天启六年(1626)遇害时,刘淑年仅七龄逆推之。又刘淑《个山集》卷四有《从母南归母方三十今母六旬舅氏三为母祝家慈命笔致谢》一诗,刘淑小于其母二十二岁,其母六十寿辰,刘淑当已三十八岁,故知顺治十四年(1657)尚在世。《安福县志》卷一八《艺文•刘淑启葬父太仆公祭文题注》:“刘氏名淑,扬州太守侗初公铎之女,宁夏巡抚王世鲸公次男蔼之妻也。女生而聪慧,志识不凡,父钟爱之,曰:‘恨不男耳!’无何,父以忤魏珰致祸,逮系京师。恭人萧氏携淑走万里相从,淑方生七龄尔,随母患难,历艰苦无怖容。会父以再逮三逮,备极惨刑,且死,萧恭人抱稚女随公,必殉。公曰:‘无庸!’既因指稚女曰:‘是异日当为媛中英,可授以书。’馀无语。明年,新天子立,魏珰见戮,上赠公,谕祭葬。母女南还。停公柩卧侧,女必朝夕哭临。从是矢志刻励读书,不独女史母训口诵心慕,更博通经传,精其大义,操笔为文辞,蔚然可观。无何,兄帜早世;比归王门,不数载,蔼亦早丧。女矢节靡他,赋诗见志。抚遗孤永铨,方数龄……丙戌兵起,女脱簪珥飨义师。乃奸臣逞逆,欲强娶之。女誓一死,藏利刃不离肘腋。后奸知其孝节素著,竟释之。时兵乱稍定,女念兄子尚幼,父窆期终不可知。越岁戊子,以嫠力营葬于本里之辛田。又痛父诗文浩赜,汨于兵火散逸,无几时,复自搜其所仅存者得若干卷,亲叙订之,镌行于世。”刘淑传世有《个山集》七卷,为其诗、词、文之作,见王泗原校注《刘铎刘淑父女诗文》。是集前有校注者之父王仁照写于民国三年七月之《叙》云:“淑姑以一女子,欲提一旅以靖国难,事虽不成,志足悲矣。出师未二百里,而狂且肆辱,淑姑挺身奋剑,仅得全节而归。遂遯迹山间,吟诗自遣。诗多伤时事,詈斥胡虏,固不可刊于前清盛时也。余求得《个山集》三舍刘氏钞本两部,虫蛀残缺,不可卒读。游楚南,得湘乡刘氏钞本,尚完整,惟行草小字,谬误亦多。爰以三本比勘,校理经年,渐有次序,谨以付梓。此集诗境幽邃雄豪,间以典赡。文一卷,复从邑志录入《订镌父太仆公来复斋稿小引》及葬父诸祭文……淑姑之诗,则凡游山泛掉、诉月吟风、忆梦述病、侍佛参禅,无不血随泪落,裂胆碎肝。慨宗社之云亡,痛山河之非旧。今隔数百年读之,犹不觉湿眦拍案,色动魂飞,拔剑而起舞。”


永宁寺浮图为火所焚,或三月不绝。
诏以长山王妹乐安公主许蠕蠕,改为兰陵公主。
孝武帝图高欢,率十余万众次河桥,遂西奔长安依宇文泰。
高欢立元善见为帝,是为东魏孝静帝。
孝武帝为宇文泰所鸩。
裴伯茂为《迁都赋》。
邢昕与从叔子才、魏季景、魏收同征赴都。
贺拔胜奔梁,阳休之随之南奔。
释法上四十岁,游化怀卫,为魏大将军高澄奏入于邺。
魏译佛经十九人,出经律论四百十九部。
徐勉卒,时年七十。
刘孝绰除安西湘东王咨议参军。
刘遵卒,皇太子深悼惜之。
萧纲与湘东王书,为宫体文学张目。
吾辈亦无所游赏,止事披阅,性既好文,时复短咏。
吾既拙于为文,不敢轻有掎摭。
至如近世谢朓、沈约之诗,任昉、陆倕之笔,斯实文章之冠冕,述作之楷模。
湘东王萧绎周围亦文士济济。
附录:佛教与宫体诗之产生 。
一、佛教“妇女观”与宫体诗之产生 。
佛教“妇女观”之影响与宫体诗的产生,或亦不无关系。
以妇女为描写对象的梁代宫体诗,必然折射出这一时代士人对妇女的态度。
遍稽《大藏经》中在有梁一代能够见到的经典,佛经对妇女的看法几乎是异口同声,几为佛教常识,当为梁代奉佛之士所熟悉。
《大正藏》第二十五卷释经论部上(一)《阿含口解十二因缘经》曰:“有阿罗汉,以天眼彻视,见女人堕地狱中者甚众多,便问佛,何以故?佛言:用四因缘故。
对于梁代士人接受这种佛教“妇女观”的情况,有必要作细致的考察。
如上所说,佛典对于妇女天赋属性的诋毁往往是就其品性、情欲同时提及,“嫉妒”与“淫欲”、“姿态”是佛教对于妇女的基本评价。
释家认为女子天性“淫欲”的“妇女观”首先为译经僧人所接受。
这种观念把处于两性关系中的男女分别对待,一切的丑恶、污辱与不祥尽可归诸女子一边,而对于男子一边,却轻轻开脱了,甚至丝毫不加指责,只是规劝男子:女人不值得恋眷。
然佛教的思维方式是“于五欲中生大不净想”[9]。
然而这样的随机说法,在梁代士人那里却难免遇到了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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