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礼部奏名进士、诸科，各以四百为限。

公元1055年　十月
初，礼部奏名进士、诸科，各以四百为限。

又请杂问大义，侥幸之人悉以为不便，欲摇罢诏法。己酉(二十五日)，知制诰王珪言：“唐自贞观讫开元，文章最盛，较艺者岁千余人，而所收无几。咸亨、上元中，尝增其数，然亦不及百人。国初取士，大抵袭唐制。逮兴国中，增辟贡举之路，其后浸以益广，无有定数。比年以来，官吏猥溢于常员，故近诏限数四百。兹诚所以惩仕进之弊也。取士唯进士、明经、诸科：明经先经义而后试策，三试皆通为中第，其大略与进士等。而诸科既不问以经义，又无策试之式，止以诵数精粗为中否。则其专固不达于理，安足以长民治事哉?前诏诸科终场，问本经大义十道，《九经》止问义而不责记诵，皆已著之于令。臣虑言者以为难于遽更，而图安于弊也。唯陛下申敕有司，固守是法，毋轻易焉。”而尚书屯田员外郎朱景阳又奏谓：“礼部试日，以巡铺官察士子挟书交语私相借助。而贵游子弟与寒士同席，父兄持权，趋附者众，巡铺官多佞邪希进之人，为之庇盖，莫肯纠举。都堂主司，纵而不诘，上下相蒙。寒士寡徒，独任臆见。譬如战斗，是以一夫之力而当数百人也。请令寒士与锁庭者同场别考，则势均力敌，可绝偏私。”奏寝不报，而申严巡铺官不察之法。(《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八〇)

刘秉忠在忽必烈藩邸，上《万言策》，所陈数十余条，皆尊主庇民之事。

俞文豹《吹剑录外集》撰成。

赐礼部进士方梦魁以下五百一十三人及第、出身有差。

赵葵授特进，依旧观文殿大学士、判潭州、湖南安抚大使。

参知政事吴潜乞解机政，诏不允。

郑清之乞归田里，诏不允。

吴潜帅越，吴文英在越州，赋词《绛都春》（螺屏暖翠）。

监察御史程元凤言，资善堂宜选用重厚笃实之士，上嘉纳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