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道鄰先生在「徐樹錚先生文集年譜合刊」出版時，寫了一篇序文，內中說過：『就中國過去讀書人的心理談，作兒子的，刊印他父親的著作，差不多是一種近乎神聖的義務，同時也是一生中最大的滿足。我現在也還是有如此的感覺』。徐先生這幾句話，可以說是道破了我數十年來所一直懷抱於衷的心情。因為辜鴻銘先生曾經對我稱贊過先父的文學造詣，是十八般武藝，樣樣精通的；同時，惋惜先父的作品，恐將成為廣陵散，從此絕響（注）。所以民國十八年先父去世後，我對於先父遺集的出版，念茲在茲，費盡苦心，多方籌劃，一直到了前年才得到成文出版社黃成助先生肯於犧牲血本，予以影印，使我完成這份「神聖的義務」，感到「一生中最大的滿足」。

　　我為要出版先父的遺集，曾經找過胡適之先生幫忙。有一天，接到胡先生一封信，說他要到上海去，叫我把書稿送給他，他要帶去碰碰看，我就把書稿送給他。可是他從上海回來後，告訴了我，他跟商務印書館的高夢旦先生商量過，高先生說，這種舊文學已經缺乏商品價值，出版後沒有地方銷售，而且一經開例，就不好再拒絕同樣的稿子，所以他們不便接受。這使我非常失望，因為由文化界最有權威的胡適之先生去向出版界最有力量的高夢旦先生推薦，已經達不到目的，那還有什麼別的門徑好走呢？我想來想去，求人不如求己，就下了決心，要自己創辦一家出版社，先出有商品價值的書籍，建立好販賣網，賺出相當的資金，然後再來出版這部沒有商品價值的遺集，半送半賣，就可以完成我這份「神聖的義務」了。

　　那是民國二十二年距離九一八事變不久，國人正熱心於研究日本事情，所以我就在北平開設了一家「人人書店」，販賣日本書籍，以維持店費；同時出版新書，以奠定基礎。我為了布置新書的販賣網起見，親自到上海向開明、民智、北新各書店，抄錄他們全國各地來往的分銷機構，計得三百數十處；回平後，就把出版的東西，每種各寄十冊，請他們代售，約定每三個月結算一次，付款補貨。那個時候出版事業是有相當厚利的，譬如定價一元的書籍，成本不過二角，著者版稅一角五分，再扣去寄費以及爛賬等等至多一角五分，批發七折，可以淨賺二角，也就是可以獲得加倍的利潤。只要所出的書能賣出去，賺錢是絕對有把握的。我經過一年多，把三百多家裏面不守約束的剔去將近一半，留下有信用的二百來家，繼續來往。因此，每種新書三千冊，很容易推銷出去。我開店時罄其所有，計投資八千大洋，經過三年多的辛苦，已經滾成將近五萬元的好賬，分散在全國各分銷處；還有一萬多元的貨底，存在店中。像這樣滾下去，再過三、兩年，出版先父著作的初願，就可以達到了。不意到了民國二十六年，日本軍閥大舉侵略、佔據華北，我政府也決定全面抗戰，各地交通遂陷於中斷；而我的賬款，因而都成爛賬，書店存貨，也無法推銷，而近十名的店員的生活，不能維持，只好在不久之後，把存貨做為還魂紙的原料出賣，充作遣散費，讓大家各奔前程，關門大吉；而我所懷抱的自力出版先父遣集的壯志，不但未能實現，並且偷雞不著，倒蝕了一把米了。

　　臺灣光復，我於三十五年回鄉。不久，臺灣省政府成立臺灣省通志館，聘請林獻堂先生為館長，林先生要我擔任他的副館長；我當時想要利用這個機構來出版先父遺集，就欣然前往請示。在談話中間，正好籌備人員把所擬就的該館組織大綱、工作計劃、預算等草案，送請林先生核閱。我心裏暗想，他既然有意邀我當他的副手，這些重要的東西，按理應該先叫我審核一下，然後簽註意見，再送請他做最後的決定。可是他並沒有這樣做，卻叫籌備人員把它交給同在座上的他的從孫林培英先生，讓他帶回去審核。我對於他的這個措施，就直覺地感到縱使到了通志館去，也無法發生作用，不能達到我想「假公行私」的「陰謀」；所以再跟他閑聊幾句，就告訴他，現在臺灣省國語推行委員會正在改組，政府任命我的窗友何容先生為主任委員，何先生也要推薦我去做他的副主任委員，這兩個職務之中，讓我考慮之後，再作決定吧。結果我放棄前者，而就任後者；這個私願，又再落空了一次了。

　　過了幾年之後，周憲文先生主持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他對於臺灣的文獻很感興趣，認為這些先民心血所結晶的吉光片羽，任它散佚，實為民族精神的一大損失；因此利用出版經濟研究的刊物的餘力，搜集有關臺灣歷史、地理的古籍，加以整理重印，彙為「臺灣文獻叢刊」，分贈國內外的研究機構，很博好評。有一次，他想要把先父的「瀛海偕亡記」加以翻印，收為該叢書的第五十六種，託北大的老學長夏德儀教授來徵求我同意；這是我求之不得的事情，自然是無條件接受了。因為這件事引起我的動機，我就把先父的全部遺集，請夏教授拿去問他可不可作為該叢刊的一種，予以刊行。經過該叢刊的編輯人員審查後，認為先父遺集一來分量太多，二來許多作品不合風土文獻的標準，三來待刊的資料壓積太多；有這三個原因，只好暫予割愛，結果又把稿子退還給我了。

　　這些稿子由我收藏，擱了四十多年，總找不到出版的機會。到了前年，才由國防研究院胥端甫先生熱心斡旋，獲得成文出版社黃成助先生見義勇為，斥資影印，精裝九厚冊，計共五千數十頁；因成本頗高，而又乏人欣賞，以致買者寥寥。雖經黨國中的元老、文化界的巨擘梁寒操先生在中央副刊為文揄揚，加以介紹說：『遺書內的「寄鶴齋詩話」，從三百篇、楚辭、漢、魏、六朝，以至唐、宋、元、明、清各名家之詩文，皆有所列，先為總述，後作分述，可作文學史讀。遺書內的「駢文稿」，有賦、有銘、有序、有書，要皆聲韻鏗鏘，不同凡響。遺書內的「古文集」，有史論、有對策、有書後、有時事，又皆眼高於頂，見解卓犖。至於「八州遊記」、「瀛海偕亡記」、「中西戰紀」、「中東戰紀」諸專著，或則描寫山川形勢，了如指掌；或則敘述清廷對外作戰之痛史，允為第一手資料。足徵先生對於古史時事、山川形勢，都有深刻的研究、切身的經歷，所以能夠發為遺民的哀鳴，非無病呻吟可比也。……綜觀先生的一生，做人處世、著書立說，都不失「不得志獨行其道」、「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氣節，無愧為「君子人」與一個真讀書人也。所以先生的著作，對日據後的臺灣，實能發生保存國粹、鼓舞民氣的作用；使祖國文化能以延續，民族精神迄未泯滅，來等候五十年後的光復，重新投入祖國的懷抱。讀書人對民族國家的貢獻，真是不可限量的』。梁先生在這篇文章的最末段強調說：『遺書之刊行，不獨愛好文學及研究歷史者允宜人手一篇，就是各圖書館、各學校、各文化機構也應各購一冊，使青年一代聽聽本省讀書人的呼聲，能以瞭解於臺省籍先賢的亮節高風、真知灼見。不獨是作者之望，也是國家民族之幸』。梁先生這篇文章發表了後，第一位反應的是臺灣省政府陳大慶主席，他曾經派過一個職員前來打聽，說要由中華文化推行會臺灣省分會購買一些，分贈省立文化機構；雖因經費關係，沒有實行，其厚意卻很叫我感激。此外，梁先生希望各購一部以供青年閱覽的各圖書館、各學校、各文化機構，除了臺大圖書館、中國石油公司圖書室和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曾經購買過以外，好像沒有什麼別的買主；至於個人，更是冷落。這個情形，使我非常難過，覺得我這個不肖子罪孽深重，不自殞滅，禍延黃成助先生，使他大賠血本，弄到將來這些影印出來的「遺書」，恐怕只好拿去蓋甕、覆瓿，或送給小販去包花生米，豈不悲哉慘乎？

　　在我悲觀失望之中，忽然接到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來了一封信說：『本室編印「臺灣文獻叢刊」，歷有年所，近已出至二百九十餘種，共達五百七十餘冊。棄生先生遺著「瀛海偕亡記」，前已收入印行；茲以寄鶴齋詩文各集篇幅至鉅，無法全刊，經選編「寄鶴齋選集」一種，列作該叢刊第三○四種，將於近期出版。敬請惠撰「選集」弁言一篇，以資紀念』。我接到信後，十分興奮，有如撥雲霧而見青天。因為該叢刊不是商品，是用來贈送國內外的研究機構的；先父遺著的「選集」得以列為該叢刊的一種，普遍流傳世上，愛好傳統文學的人士看到這部「選集」，也許會由於見到一斑，而興起想看全豹的欲望，進而去搜集「洪棄生先生遺書」的全部作品，則「遺書」流傳的機會，可以因而增大。這樣一來，也就符合了梁寒操先生所希冀的「不獨是作者之望，也是國家民族之幸」了。

　　六十一年春節，洪炎秋。

　　（注）民國十三年作者因寒假歸省後，要回北平（當時叫做北京）。那時候由臺灣到北平，有兩條路好走，一條由基隆搭乘直航天津的郵船，由天津換坐火車到北平。另一條是坐郵船或商船到門司，從下關改坐關釜連絡船到釜山，換坐朝鮮鐵路到新義州，再換坐南滿鐵路到奉天，由奉天再坐京奉鐵路到北平。前一條路的船隻，雖然要在福州、上海、煙臺或威海衛各耽擱一兩天以起卸客貨，時間多些，卻可以上岸觀種光，而且不必換船，船價也便宜；不過有一麻煩，就是必須請領護照，要看日本警察的顏色，忍受他們種種的刁難，所以我們大都採取第二條路線。民國十三年這一年，辜鴻銘先生應日本東京大東文化學院的聘請，前往講學，他的本家辜顯榮先生順便邀請他來臺灣遊歷，並做幾場講演，因此結識了先父，很欣賞先父的人等和學問。這年寒假我要去北平而他要回東京，偶然同搭一條船到門司。他坐的是頭等官艙，我坐的是三格統艙，前者在艙上而後者則在艙底。辜顯榮先生派他的內姪（後來成為他的第二女婿）陳棧治兄伏侍他到東京，棧治兄自然也陪他坐頭等艙。我跟棧治兄是鹿港鄉友，那個時候他也在北平國立北京法政大學念書，素來很熟；我貪圖他房間乾淨、空氣新鮮，所以常常到他那裏去閑聊。有一次，他帶我去見辜先生，介紹過後，辜先生馬上教訓我說：『你這個人，簡直莫名其妙！你父親的學問，是十八般武藝，樣樣精通；北京大學那一個教授趕得上他？你不好好在家傳受世業，而到北京去求什麼鬼學問？你讓你父親的那些本領，就此失傳，實在豈有此理』！我回答他：『辜先生的指教，我完全承認。不過家父的那些本領，我怎麼也學不來，所以只好由他去做個舊文學的殿後大將；而我卻要另闢蹊徑，去充個新文化的前鋒小卒了』。他一聽到「新文化」三個字，更是火上加油，正要破口開罵棧治兄看見苗頭不對，趕緊拉著我告辭逃出；一直到門司，我再也不敢上頭等艙去了。辜先生生於咸豐七年（一八五七年），卒於民國十七年（一九二八年）；先父生於同治六年（一八六七年），卒於民國十八年（一九二九年）；年齡比辜先生小十歲，陽壽也短九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