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顺之奉敕往核蓟镇兵额，九月还奏，谓蓟镇兵员不足，赢老不任战，总督王忬、总兵欧阳

公元1558年　七月
唐顺之奉敕往核蓟镇兵额，九月还奏，谓蓟镇兵员不足，赢老不任战，总督王忬、总兵欧阳安、巡抚都御史马佩等贬秩。

据马美信《唐宋派文学活动年表》。李慈铭《越缦堂读书记》：“阅《荆川文集》。荆川为人，王弇州极诋之，至谓其父民应之死，由荆川谮于分宜所致。野史中遂有谓王氏兄弟于荆川为不共之仇，其卒于泰州舟中，乃王氏兄弟所鸩，此固无稽。而荆川晚出从戎，骤膺节钺，则人多议之。然荆川立身自有本末，其官翰林而忤时两黜，直声炳然，盖亦负气之士，思欲自见于天下。既久不用，则遁而讲学以自高，一旦得效尺寸之地，遂攘袂而起，力疾驰驱，经营海上，指臂不应，尽瘁以殁，此其遇亦可悲而心亦良苦矣。是时当国者严分宜，视师者赵文华，凶德参会。荆川方思自效，不得不委蛇其间，形迹疑似，易生嫌谤。观其集中有《与赵甬江司空书》，力辞其修葺先墓，则亦皭然不滓。《与杨椒山书》推以豪杰，而劝其含蓄沉几，少养其锐，其相爱亦甚挚。《答曾石塘总制书》亦极致推许，而微劝止其河套之役。（目录中又有答夏桂州相公书，而无其文。）与胡宗宪素相善，又共事行间，而集中有与胡梅林总督十三书，皆惓惓兵事，未尝及私。其与白伯仑仪部书，有云三十余年中第一老翁，偶得一淮扬都堂，世间便有许多摇撼，其牢骚不平之气，溢于言外。而今之论者，尚讥其媚权躁进，或谓其轻出无功，徒累晚节，皆责备过甚者也。惟荆川本文士近名之流，而自谓悟道，妄思以讲学名，遂过为高论，唾弃一切，此固文人之通病，而荆川尤为其拙者钦？七月二十二日。”按，唐顺之往核蓟镇兵额期间，数致函严嵩父子，汇报相关情形，此事在当时即颇受非议。皇甫汸致顺之子鹤征书云：“承惠《使集》二册（指《南北奉使集》）……其上宰相及司空书，窃有惑焉。宰相书如云：‘临行时奉尊教，所传言王总督已一一致之’，又云‘王总督相去已远，容更托人转达尊教’。司空书云：‘向会思质，已道尊意矣。昨承教示，容更转达也’，又云‘思质处，亦以尊意寄示之矣’。夫人臣义无私交，奉使出疆，便宜从事，自我专之，虽君命有所不受，何得以宰相之意致总督乎？况总督者，即令先君所勘失事人也。其是与非，当独断于心，其功与罪，可反复于宰相，岂应有意示之？而勘官又岂应唯唯奉之？夫宰相当国，或有帷握之筹，密勿之议，所言公，宜公言之。若以天子之怒激发总督，令其省愆改过，为总督良善矣。如漏泄省中何，殆非忠也。至司空者，彼何人哉，不过挟君父之威，恐赫臣下，欲其重赂以逞己私耳。”（《皇甫司勋集》卷四十八《与唐子书》）唐顺之致严嵩书，见《荆川先生文集》卷八，致严世蕃书，集中未存。明年三月，唐顺之升太仆寺少卿。

师丹同丞相孔光等人受诏白太皇太后，令王莽视事。

刘歆作《议不宜毁孝武庙》《议惠景及太上寝园》。

诏罢乐府。

刘歆被王莽举为侍中，太中大夫，迁骑都尉，奉车光禄大夫；典领《五经》，承继父业，著《七略》。

师丹建言《限民田奴婢》。

师丹为大司马，封高乐侯。

李寻作《对诏问灾异》；迁黄门侍郎；以其言水灾，旋拜为骑都尉，使护河堤。

刘歆以为夏贺良等所挟甘忠可书不合《五经》，不可施行。

师丹为大司空；作《请无改先帝之道书》；数十次上书，言多切直；以哀帝旨意反复多变，乞归故里，哀帝不遣。

议郎耿育上书讼陈汤之冤；哀帝准陈汤还长安。

唐林以尚书令上书，请傅喜立于朝。

郭宪约十八岁，谏师诣王莽；王莽知而奇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