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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有誉(1519—1554)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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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有誉(1519—1554)卒。

公元1554年 十月
梁有誉(1519—1554)卒。

王世贞《哀梁有誉》序:“嘉靖甲寅孟冬,友人梁有誉以疾卒于南海。”梁有誉字公实,广东顺德人。嘉靖庚戌进士,授刑部主事王世贞《明承直郎刑部山西司主事梁公实墓表》:“公实为诸生,即名能歌诗,倾岭南矣。已成进士燕中,即又倾燕中人。而居恒不自得,郁郁思归。补尚书刑部郎,间与其同舍郎李攀龙王世贞游,乃稍愉快,曰:‘世故有人哉!’而郎宗臣已去为吏部,休浣辄一来。俄而郎中行来。中行故常与公实游南太学,深相结者也。以是日相与切劘古文辞,甚欢。而一旦念其太夫人,竟移病,满三月,上书请告归。公实时声愈藉甚,当徙郎吏部吏部亦推择岭南郎一人,以风公实且止者。公实笑曰:‘吾自欲归,岂以刑部郎少之故,而一吏部能縻我哉?’竟去弗顾。至济上,而贻百韵诗攀龙辈为别。百韵即古自杜甫氏而外,不恒见也。而文甚工。既归,乃杜门庋图史丹青彝鼎之类,一小阁,卉木竹石环之,而身吟诵其间,嚣嚣然不屑也。郡国大吏雅慕公实,干旄门相踵,公实则以一苍头谢谻不任客。乡里纨挎子迹绝不相闻,而潦倒书生挟册剥啄,则寻声出延食之矣。然公实所最善者攀龙辈,武昌吴国伦最后定交。而谢榛以布衣故,公实亦间从游。其于乡师事故黄文庄公佐,而友黎户部民表。尝与民表约,游罗浮山,观沧海日出没,探勾漏令丹鼎,庶几其人一遇。而属海飓作,不可以舟,乃止宿田舍者三夕。飓益甚,山木尽拔,道为徙,而公实亦意尽,乃赋诗而归。是时属疾,寒中凑矣,归而疾大作,遂不起,年仅三十有六也。” (弇州四部稿卷九十四)欧大任《梁比部传》:“有《比部集》八卷行于世。”《诗源辩体》后集纂要卷二:“梁公实名有誉。诸体较诸子为少,而入录者多,疑后人删选。七言古亦较诸子为胜,但未尽工耳。”“公实七言律,如‘上谷风尘通大漠,居庸紫翠落层峦。’‘北海波涛三岛近,西山楼阁五云凝。’‘青海月明胡马动,黄榆风急皂雕寒。’‘坐令鸣镝侵周甸,不见封泥守汉关。’‘龙沙旌闪胡尘断,鹿塞笳鸣汉月流。’‘狐塞天低横杀气,雁山秋早动边声。’‘天阔高台招骏去,风生大漠射雕来。’‘人间漫忆冲星剑,海上虚留贯月槎。’‘接塞战尘天外黑,隔城山色雨中青。’‘千峰凉雨窗前急,万壑惊涛树杪来。’‘南国梯航催贡赋,中原战斗忆提戈。’‘西山云雾开黄甸,北阙星辰护紫微。’‘西山雷起蛟龙斗,北极云垂海岳昏。’‘战后关山生暝色,雨余城阙淡秋阴。’‘共悬霄汉乘槎兴,忽动江湖击节情。’‘孤城海气霾寒日,万壑钟声出暝烟’等句,皆冠冕雄壮,足继于鳞者也。然入录虽多,全篇则不如诸子为工。至如‘涧泉杂雨鸣山阁,空翠因风湿客冠。’‘下榻微风吹石壁,当歌明月出江云。’‘林藏宿雨诸溪涨,峡束长江万木低。’‘谁家笛弄千山月,半夜乌啼万树霜。’‘石楼积翠临沧海,铁柱飞泉落紫虚。’‘海上断云秋漠漠,天边落木岁阴阴。’‘村前花逐诸溪水,雨后人耕满壑云。’‘野烟细绕卢敖杖,夜雪难乘剡曲舟。’‘石床云满无人扫,山笥书成只独看。’‘叶声四起催山雨,涧溜斜分到石池’等句,皆声调和平而有气格,出明卿(吴国伦)之上,较诸家为多。”《列朝诗集小传》丁集上《梁主事有誉》:“公实少师事黄才伯,从游最久,通籍后始复与王、李结社。其为诗,词意婉约,殊有风人之致。王元美《诗评序》云:‘梁率易寡世好,尤工齐梁,近始幡然悔之。’而公实作五子诗,首谢榛,次李攀龙,盖公实甫入社,即移病去,又捐馆舍最早,虽参预七子、五子之列,而于其叫嚣剽拟之习,熏染犹未深也。”《静志居诗话》卷十三《梁有誉》:“兰汀(梁有誉号兰汀)学诗于泰泉(黄佐),又与乡人结社,号‘南园后五子’,所得于师友者深。虽入王、李之林,习染未甚,诵其古诗,犹循选体。五七律亦无叫嚣之状,四溟而下,庶几此人。度越徐、吴,奚啻十倍。”


以妇女为描写对象的梁代宫体诗,必然折射出这一时代士人对妇女的态度。
遍稽《大藏经》中在有梁一代能够见到的经典,佛经对妇女的看法几乎是异口同声,几为佛教常识,当为梁代奉佛之士所熟悉。
《大正藏》第二十五卷释经论部上(一)《阿含口解十二因缘经》曰:“有阿罗汉,以天眼彻视,见女人堕地狱中者甚众多,便问佛,何以故?佛言:用四因缘故。
对于梁代士人接受这种佛教“妇女观”的情况,有必要作细致的考察。
如上所说,佛典对于妇女天赋属性的诋毁往往是就其品性、情欲同时提及,“嫉妒”与“淫欲”、“姿态”是佛教对于妇女的基本评价。
释家认为女子天性“淫欲”的“妇女观”首先为译经僧人所接受。
这种观念把处于两性关系中的男女分别对待,一切的丑恶、污辱与不祥尽可归诸女子一边,而对于男子一边,却轻轻开脱了,甚至丝毫不加指责,只是规劝男子:女人不值得恋眷。
然佛教的思维方式是“于五欲中生大不净想”[9]。
然而这样的随机说法,在梁代士人那里却难免遇到了障碍。
这具体表现在由于佛教“妇女观”的影响,佛典在对女子“淫欲”心理的揣摩上,在对女子“姿态”的描写上给宫体诗人以启迪。
梁宝唱等奉旨集《经律异相》[18],内有许多男女纠葛的故事,由于意在劝诫莫近女色,故事中的女子无一不打上了“淫欲”的印记,妇女几乎成为只受情欲支配的动物,如卷十三《阿那律化一淫女得正信》对淫女如何以色相诱阿那律写得十分入微。
这首先表现为“谈风月”成时尚,士人对妇女及两性关系的态度显得更为通脱放肆。
这种作用其次表现为“上客们”“人人眼角里是淫荡”[20]。
将宫体诗与其前代以女性为描写对象的诗赋作一纵向的比较,就会发现:将宫体诗中的女性形象置于其前代诗赋女性人物画廊中,会产生鲜明的突兀感。
洪迈《容斋五笔》卷第四曰:“《诗》三百篇中,其誉妇人者至多。
至于宋玉诸赋及曹子建《洛神赋》较之宫体诗,前者“陈交接之大纲,恨人神之道殊”。
相似于中土高唐、洛浦典故,《大正藏》第十四卷经集部一《佛说大方等修多罗王经》[22]与《佛说转有经》等都有“于眠梦中见与人间端正美女共为稠密”的叙述,这样不胜枚举的佛教故事,往往在女子主动委身于男子这点上与中土高唐、洛浦诸说相重合,共同影响中土士人。
正因为“淫欲”作为“妇女观”进入梁代宫体诗人思想意识,士人玩味女性“性”心理,这种士人情趣外化于诗歌创作时,其笔下的女性形象就无不具有为情欲所困扰的特征,诗歌本身也就成了梁代士人接受佛教妇女“淫欲”观念最有说服力的证明。
宫体诗对女性“性”心理的大胆揭示,这既是宫体诗在中国文学史上惊世骇俗的主要原因,同时这也构成了宫体诗的—个重要特征。
佛教以“姿态”为女子天性的观念,丰富诱发了士人内心对女性体态、服饰、舞姿的审美体验与感官刺激。
宫体诗作者时常玩味女性对男性幻惑的生理感应,在这一点上,恰与佛典对女子姿态作意在“反欲以顺”的铺叙,具有异曲同工的对应关系。
《观佛三昧海经》卷第二写魔有三女,往乱佛心,“眄目作姿,现诸妖冶,璎珞晃耀,光翳六天。
梁代宫体诗人描写女子也特别注重女子对男性具有幻惑作用的“姿态”。
宫体诗以刻画女性“姿态”娱己悦人为目的,然“姿态”的呈现,相似于玄学中的“言”、“意”关系,同样必须依赖具体意象以达成。
“传神论”作为中土绘画理论,自东晋顾恺之奠定基础,降及谢赫(历宋、齐、梁)与姚最(历梁、周、隋),使之日趋成熟。
另一方面,宫体诗用词追求精致华美。
当然,宫体诗人在遣词用语上的苦心孤诣,还是为了表现天性“淫欲”的女子“姿态”的需要。
二、佛经与宫体诗雏形 。
佛典中某些佛经如马鸣《佛所行赞》等实为宫体诗之始作俑者。
梁启超《翻译文学与佛典》一文指出:“吾为说于此,曰:我国近代之纯文学——若小说,若歌曲,皆与佛典之翻译文学有密切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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