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选监生何渊继张璁上言，力请追考兴献王且加帝号。

公元1522年　九月
听选监生何渊继张璁上言，力请追考兴献王且加帝号。

横恣求荣，时人恶之。《万历野获编》卷二《世室》：“世宗登极后，张、桂议更兴献王尊号，是时附和者尚少，且兴献王亦既安祀于观德殿矣。嘉靖元年九月，听选监生何渊继璁上言，力请追考兴献王且加帝号，立世室于京师，不宜远在安陆。上是其言，命会议，无一人应者。时廷臣憎之，选陕西平凉县主簿以去。屡为上官笞挞，自诉乞改京职，乃拜光禄珍羞署丞。时嘉靖四年之春，则献皇帝称考久矣。渊至京又上疏，请立世室祀献考于太庙。下礼部议。时席书为尚书，正大礼贵人也，力言其不可。上不允，令会多官详议以闻。时张、桂并为学士，各抗章力阻，乞罢会议，亦不见从。至礼部再议，廷臣俱有异词。上又命复议，张、桂等又争之，疏仅报闻。命席书又会文武大臣科道议，无一人以为可者。上命内臣传示，必欲袱庙而后已。席书上密疏劝止。乃令止议世室。于是何渊复上祢庙正议，上亦下之礼部。礼臣乃会议立庙京师，别为祭享，亦无不可，且引汉宋故事为证。上亲定其名为世庙。命于太庙左右，择日兴工。时礼臣疏中有云：待献王服尽之日与孝宗一同袱庙。上乃又遣内臣谕旨更议，部复以为此宜俟百年，圣君贤相自定之。上又不悦，令别议，部乃议请于世庙另建一室为祧庙。上不从，云既别立庙，则与太庙不同，以后子孙世世奉祀不迁。事遂定。而议礼诸臣，如黄宗明、黄绾，皆疏乞速正何渊谬议之罪。止报闻而已。比庙工兴，何渊又疏以新庙神路迂远，宜别开路与太庙同门。于是群议谓改别路当坏垣伐木，震惊宗庙。上大怒责对状，于是张、桂等又疏诤之，亦如初议。上乃命拆神宫监对房通路。盖渊之横恣求荣如此，张、桂等亦厌恨之矣。渊以《大礼集议》书成，升上林右监臣。其年十二月，渊又上疏，奏以席书格其世室诸疏，请将以前后疏，增入重修续编。上又下之礼部。时席书目疾不能出，乃上疏乞召王守臣及议礼臣方献夫等增修，其何渊章奏，纰缪不可采。上又谕席书，将续修事理，直对以闻。书不得已，奏请将世庙事编次为上下二卷。上允之，命张、桂诸人为纂修官。六年渊又进《大礼续奏》一部，并疏己倡议立庙之功数千万言。上命付史官。既而《明伦大典》成，渊已升太仆寺丞，又上疏谓大典中，寿安皇太后今进为太皇太后矣，请改在昔之误称，庶为全礼全书。上以已经进呈不许，且云毋得再扰。上亦厌恶之矣。渊犹不悟。十八年二月，上言璁等没其太庙世室之说，私汇其书为五卷进之，且讦璁引汉哀别庙之谬。上怒甚，谪为湖广永州卫经历。盖哓哓狂渎者凡八年而始逐。天下快之。”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三十一《大礼之议》：“孝宗崩，子武宗立。武宗崩，无子，而孝宗弟兴献王有子，伦序当立，大学士杨廷和以遗诏迎立之，是为世宗。世宗即位，诏议追崇所生。廷和检汉定陶王、宋濮王故事，授尚书毛澄曰：‘是可为据。’澄大会文武百官议，请帝称孝宗曰皇考，改称兴献王为皇叔父兴献大王，妃为皇叔母兴献王妃，自称侄皇帝。议三上三却。进士张璁独疏谓，宜别立圣考庙于京师，圣母则母以子贵，尊与父同。帝大喜，于是连驳礼官议。廷臣不得已，请尊孝宗为皇考，兴献王为本生皇考兴献帝，兴国太妃为本生皇太后。已而桂萼疏上，谓宜称孝宗曰皇伯考，兴献帝为皇考，别立庙大内，正兴国太后之礼，定称圣母。张璁又疏继之，并谓宜去本生之称。帝是之，而廷臣伏阙哭争。帝大怒，杖谪者数十人。于是席书等议，孝宗皇伯也，宜称皇伯考。昭圣皇太后伯母也，宜称皇伯母。兴献帝父也，宜称皇考。章圣皇太后母也，宜称圣母。武宗仍称皇兄，庄肃皇后宜称皇嫂。乃诏告天下，尊称遂定。今案诸臣之疏固各有说，谓宜考孝宗者，杨廷和、毛澄、汪俊及满朝诸臣也。廷和疏曰：‘《礼》谓所后者为父，而以所生者为伯叔父母，此古今不易之典也。’毛澄疏日：‘汉成帝立定陶王为皇太子，立楚孝王孙景为定陶王，奉共王后，共王者皇太子本生父也，师丹以为恩义备至。宋濮安懿王之子入继仁宗，是为英宗，司马光谓濮王宜尊以高官大爵，称皇伯而不名。乃立濮王国庙，以宗朴为濮国公，奉濮王祀。程颐之言曰，为人后者谓所后为父母，而谓所生为伯叔父母，此人之大伦也。然所生之义至尊，宜别立殊称曰皇伯叔父某国大王，则正统明，而所生亦尊矣。’此考孝宗之说，援引汉哀帝、宋英宗二案为据，举朝宗之者也。张璁、桂萼等则谓，哀帝、英宗由成帝、仁宗预立为嗣，养之宫中，其为人后之义甚明。今武宗无嗣，大臣以陛下伦序当立而迎立之，与预养在宫中者不同。是陛下乃继统，非继嗣也。统与嗣非必父死子继也，汉文帝则以弟继，宣帝则以兄孙继，何必夺此父子之情，建彼父子之号也。已而璁、萼又疏言，今日之礼不在皇与不皇，惟在考与不考。而方献夫、席书等亦宗其说，疏言：‘为人后者，父尝立之为子，子尝事之为父也。今孝宗本有武宗矣，未尝以陛下为子也。陛下于孝宗，未尝为子也。且武宗君天下十六年，今不忍孝宗之无后，独忍武宗之无后。陛下生于孝宗崩后二年，乃不继武宗之大统，超越十有六年上考孝宗，天伦大义固已乖舛矣。’此考兴献帝之说，璁、萼、献夫、书等之所执也。究而论之，廷和等援引汉哀、宋英二案，固本先儒成说。然世宗之立，与汉哀、宋英二君预立为储君者不同，第以伦序当立，奉祖训兄终弟及之文，入继大统。若谓继统必继嗣，则宜称武宗为父矣。以武宗从兄不可称父，遂欲抹煞武宗一代，而使之考未尝为父之孝宗，其理本窒碍而不通。故璁论一出，杨一清即谓此论不可易也。《明史》于毛澄等列传既详其援引古义之疏，张璁等传又详载其继统非继嗣之疏，使阅者各见其是，自有折衷。而于澄等传赞谓，诸臣徒见先儒成说可据，而忘乎世宗之与汉哀、宋英不同，争之愈力，失之愈深，真属平允至当之论，可为万世法矣。”“进士张璁独疏”，时在正德十六年七月；“方献夫、席书等亦宗其说”，时在嘉靖三年正月。

苏轼渐渐以居惠为乐，新年作诗多篇，抒写其喜欢惠州的心情。

宋出元丰库缗钱四百万，于陕西、河东买粮，以备边储。

苏轼食太守东堂将军树荔枝，作诗《食荔枝二首并引》。

苏轼反复迁居。

本月，东新桥、西新桥落成，苏轼作《东新桥》和《西新桥》两诗记之。

以蔡京为翰林学士承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