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十，谢枋得作《送方伯载归三山序》。

公元1288年　四月
初十，谢枋得作《送方伯载归三山序》。

序云：“景定二年，司历者自：星有大尾，旅于奎填与辰从，月后会四星，不相能也，乃季春月朔同轨。其占为文运不明，天下三十年无好文章。儒者望清台而垢曰：何物瞽叟，为此妖言。司历者闻而笑曰：岂特无好文章，经存而道废，儒存而道残，科举程文将无用矣。皆疾其为妖言也，后十六年而验。滑稽之雄以儒为戏者曰：我大元制典，人有十等：一官，二吏，先之者贵也，贵之者谓有益于国也。七匠，八娼，九儒，十丐，后之者贱之也，贱之者谓无益于国也。磋乎，卑哉！介乎娼之下、丐之上者，今之儒也。皇帝哀怜之，令江南路县每置教谕二人，又用辅臣议，诸道各置提举、儒学二人。提举既曰大有司，设首领官、知事、令史尤繁，学帑有羡钞廪，有羡粟，岁磨时勘，月稽日察，有欺弊毫发，比去之。十年亦责偿无赦，饥雀羸鼠，馋涎吐吞，不敢啄啮。学官似尊贵，实卑贱，禄不足以救寒饿，甚者面削如，咽针如，肌骨柴如。曹类啁啾，相呼而谋曰：我国朝治赃，吏法最严，管僧食僧，管医食医，管匠食匠，御史、按察不敢问，岂不曰时使之然，法使之然。教之必不改，比而诛之，则不忍也。吾徒管儒，不食儒，将坐而待毙乎？椎肌剜肉于儒户，不足则括肉敲髓。及乡师滑稽之雄以儒为戏者又曰：管儒者益众，食儒者益繁，岂古之所谓兽相食欤？抑亦率兽而食人者欤？儒不胜其苦，逃而入僧、入道、入医、入匠者什九。建安科举士徐二万户，儒者六百，儒贵欤？贱欤？荣欤？辱欤？可以发一慨也。……戊子四月甲子序。”（《叠山集》卷二）“九儒十丐”之说，又见于郑思肖《心史》。郑思肖《大义略序》云：“鞑法：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医，六工，七猎，八民，九儒，十丐，各有所统辖。”（《心史》下）然此类记载，并不见于正史及元人著述，或因元初废止科举，文士以学无所用，发一时之愤懑，亦未可知。故王士禛《居易录》卷三论宋褧《燕石集》云：“此与《石田集》皆奉旨刊行。元时崇文如此，或谓九儒十丐，当是天历未行科举以前语。”元行科举在延祐元年，士禛误作天历。揆之《元史》，元朝于儒学及文学颇为重视，尤以仁宗一朝为甚。兹略而言之。至大四年闰七月丁卯，完泽、李孟等言：“方今进用儒者，而老成日以凋谢，四方儒士成才者，请擢任国学、翰林、秘书、太常或儒学提举等职，俾学者有所激劝。”帝曰：“卿言是也。自今勿限资级，果才而贤，虽白身亦用之。”皇庆元年正月壬戌，升翰林国史院秩从一品。并谕省臣曰：“翰林、集贤儒臣，朕自选用，汝等毋辄拟进。人言御史台任重，朕谓国史院尤重；御史台是一时公论，国史院实万世公论。”皇庆元年六月，欶李孟博选中外才学之士任职翰林，皇庆二年四月，又诏遴选贤士纂修国史。皇庆二年正月，置辽阳行省儒学提举司，七月，又复立四川等处儒学提举司；延祐元年六月，置云南行省儒学提举司；延祐三年五月，置甘肃儒学提举司。皇庆二年十一月诏行科举，仁宗尝谓侍臣曰：“朕所愿者，安百姓以图至治，然匪用儒士，何以致此。设科取士，庶几得真儒之用，而治道可兴也。”延祐元年正月庚子，“欶各省平章为首者及汉人省臣一员，专意访求遗逸，苟得其人，先以名闻，而后致之”。延祐三年，诏春秋释奠，以颜、曾、思、孟配享。延祐四年四月，刘赓等进《大学衍义》，仁宗命阿怜铁木儿译成蒙语。延祐五年七月，加封楚三闾大夫屈原为忠节清烈公。延祐五年，以江浙省所印《大学衍义》五十部赐朝臣。延祐六年，封宋儒周敦颐为道国公。致和元年四月，改封柳宗元为文惠昭灵公。至顺元年，以董仲舒从祀。后至元三年四月，谥杜甫为文贞。至正二十一年，以杨时、李侗等从祀。如此类者，《元史》中不一而足。可见元朝历代皇帝亦甚重儒术、文学。

番匊生作壶铭，记其十月乙卯为孟妃姜作器。

瞏作盘铭，记其五月庚寅受厉王册命。

厉王即位三十年，好利，近荣夷公，芮良夫有“谏厉王不可专利”之文。

融攸从作鼎铭，记其三月壬辰讼攸卫牧于王并使攸卫牧誓盟事。

晋侯苏受王命征伐，战果显著，得王赏赐，作晋侯苏钟铭，记事细致而有层次，代表了未经后人修改的西周记叙文的文风。

伯宽父作盨铭，记其八月辛卯作盨。

召穆公谏厉王弭谤，文中提出“防民之口，甚于防川”、“为民者宣之使言”的卓越见解。

芮良夫谏厉王无道，戒执政者当导王于正而作《芮良夫》。

诸侯刺王暴虐无亲，不欲朝王而作《菀柳》。

凡伯作《板》之诗以刺厉王。

厉王无道，无纲纪文章，召穆公作《荡》，伤周室大坏。

善夫山作鼎铭，记正月庚戌受周王册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