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氏以善书名家。

公元479年　本年
王氏以善书名家。

《南齐书•王僧虔传》说：“太祖善书，及即位，笃好不已。与僧虔赌书毕，谓僧虔曰：‘谁为第一？’僧虔曰：‘臣书第一，陛下亦第一。’上笑曰：‘卿可谓善自为谋矣。’示僧虔古迹十一帙，就求能书人名。僧虔得民间所有，帙中所无者，吴大皇帝、景帝、归命侯书，桓玄书，及王丞相导、领军洽、中书令珉、张芝、索靖、卫伯儒、张翼十二卷奏之。又上羊欣所撰《能书人名》一卷。”春泓按，王僧虔书法既有家学渊源，又有自己全面深入的研究心得，堪称杰出的书法家和书法理论家，他对书法倾注了极大的兴趣和心血，形成了自己独到的艺术观点。而人何以会对某种艺术产生如醉如痴的兴趣和情感，是因为从中可以找到生命的寄托，只有将生命寄托于某种艺术门类，才会在此种艺术中达到登峰造极的境地。而艺术门类繁多，从艺者若能臻于极致，其艺术的境界就不分彼此，实有殊途同归之妙。而生命超乎物质之上的需求是情感和审美，这也是一切文学艺术的本质。譬如曹丕《典论•论文》说：“而文非一体，鲜能备善。”意指文体众多，人所擅长者往往偏于某种文体，即使通才亦很少能各体兼备。其实这个“文”字可以引伸为“文艺”，稍有艺术天赋的人可以在某种文体甚或某种文艺门类中，寻找近于自己情性的一种，从而获得情感和审美的愉悦与满足，并无必要成为兼通之才。此时研究者会发现，某人对于自己所钟情的文学或艺术种类，一旦其实践或欣赏的水准由技进乎道，此时他所感悟到的真知灼见就接近了文艺的本体，所以《庄子》中“庖丁解牛”等世俗的工作尽与艺术相通，不同领域的艺术家亦可以异曲同工，所谓英雄所见略同也。有些文学艺术理论批评史的研究者尚需解蔽，其蔽在于不能知人论世。当一个外行谈论文艺之时，其实仅仅表现出无知；当然一个艺术外行如果他是一个重要的历史人物，其艺术上的无知也是值得研究的；而一个艺术家因某种障碍或企图(譬如政治等因素)而言不由衷之时，其言论是否代表了其真实思想则应审慎辨析。王僧虔是中国书法史上的重要人物，非但精于书艺，而且对秦汉魏晋书法发展史作出过精到的评判，故而他是由书法升华到“书道”的大家，书法成为其生命中的一部分，体现了其生命的最高追求和审美意识，他关于书法的理解，才代表了其文艺观最本质的内涵。按其《书赋》说：“情凭虚而测有，思沿想而图空，心经于则，目像其容，手以心麾，毫以手从，风摇挺气，妍孊深功。尔其隶明敏蜿蠖，绚蒨趍将，摛文篚缛，托韵笙篁。仪春等爱，丽景依光。沉若云郁，轻若蝉扬，稠必昂萃，约实箕张。垂端整曲，裁邪制方。或具美于片巧，或双兢于两伤。形緜靡而多态，气陵厉其如芒。故其委貌也必妍，献体也贵壮。迹乘规而骋势，志循检而怀放。”[2]此前古人在谈论文章之时，大多不能摆脱事功的羁绊，而这种价值观经常湮没了文章同时具有的抒情和审美价值，因此使得更突出抒情和审美功能的文章发展受到限制。这样的文章观是否属于士人的共识，是令人怀疑的，然在儒家思想的主导下，却似乎成为社会的主流观念。而书法爱好属于王僧虔躲避政治纷争的一种精神活动，尤其自晋宋玄学的洗礼，文艺更具有私人化的特质，在书艺之中，生命的本质充分地得以展现，理论与实践存在着“非知之难，实能之难也”的差异，但理论本身却更显示其人生之祈向，所以《书赋》仿照陆机的《文赋》，能够直抵文艺之真谛。王氏首先就指出书法是抒情的艺术，奔涌于艺术家心底的情思借助手中的笔得以抒写出来，这就是书法的第一功能。“情凭虚而测有，思沿想而图空，心经于则，目像其容”，王氏受玄学“有无之辩”的影响，认为情感在书法中的表现，亦在“有生于无”的范畴；书法是体现情思的，王氏曰：“心经于则。”扬雄讲“诗人之赋丽以则”，“则”指有真实的情感内涵或思想倾向，然而挥洒翰墨却难以言指只可意会，意会实际上是一种高度浓缩的精神交流；书法是线条的艺术，除了抒情之外，它还具有无限的美感，譬如光影之明暗与质感之轻重，都可以现于腕底，操翰者由心至手以至于毫端，“摛文篚缛，托韵笙篁”[3]，所谓“言不尽意”，犹如语言的尽头是音乐一样，书法拥有不可言说之美，这种美妙在于具象和抽象之间，“风摇挺气，妍孊深功”，风，可以与骨组合成为“风骨”一词，呈现出力度之美；而气，亦可以与韵组合，即“气韵”生动之谓也，总之，书法可以表现柔刚阴阳的生命力之美，其姿态万方，世间一切的美感尽可以为其所囊括，世间的风情万种亦可凭藉书法来表达。曹丕《典论•论文》讲“诗赋欲丽”，陆机《文赋》说“诗缘情而绮靡”，已经鲜明地标举出诗赋的美感特点，但是曹丕依然不忘“经国之大业”，陆机所兼顾的十种文体亦非尽属“缘情”、“绮靡”一系的。相比较之下，惟有王僧虔谈论书法，才彻底将艺术与政治功用脱钩，纯粹地将抒情和审美作为书法的艺术本体，堪称艺术观念的真正独立。

吴嘉宾(1803—1864)生。

朱珪兼翰林院掌院学士，并以原衔充曰讲起居注官。

英和充《续纂四库全书》总裁。

王懋昭自叙《三星圆》传奇。

春夏间，孙渊如、刘大观、杨芳灿等雅集于陶然亭。

阮元自序所编《两浙蝤轩录补遗》十卷。

黄丕烈邀同人十二，各题新得宋本《鱼元机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