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子》史料来源的复杂性，导致其思想内容的多面性。

公元-319年　月份不详
《管子》史料来源的复杂性，导致其思想内容的多面性。

吕思勉《经子解题》云：“今通观全书，自以道法家言为最多。然亦多兵家、纵横家之言，又杂儒家及阴阳家之语。此外又有农家言。”因而古籍著录时，学派归属有不同。《汉书•艺文志》在“道家”，《隋书·经籍志》在“法家”，《四库提要》同《隋书》。宋濂《诸子辨》以为：“是书非仲自著也，其中有绝似《曲礼》者，有近似《老》、《庄》者……疑战国时人采掇仲之言行，附以他书成之。不然，‘毛嫱’、‘西施’，‘吴王好剑’，‘威公之死’，‘五公子之乱’，事皆出仲后，不应予载之也。”《四库提要》云：“《管仲》之书，过半便是后之好事者所加，乃说管仲死后事。”郭沫若《青铜时代·宋钘尹文遗著考》以为“一部分是齐国的旧档案，一部分是汉时开献书之令时由齐地献汇而来。”张岱年以为“《管子》书虽然内容复杂，但是还有主导的思想，这主导的思想是法家思想。我认为《管子》书大部分应是齐国法家的著作，是齐国推崇管仲的法家学者所编写的。”（《中国哲学史史料学》）

林则徐入京应试，与郭尚先、卢荫溥交。

包世臣应试入都。

臧庸有与王引之论校《小学钩沉》书。

吴翌凤辑在浏阳十余年之诗为《清浏杂咏》二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