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晋太元八年（公元383年）十一月，坐落在淝水西岸的寿阳城（也就是今天的安徽寿县一带）。一个身着戎装将军模样的人缓缓地登上城头，放眼远眺与寿阳隔岸相对的东晋军队的大营，在这样的非常时刻，无论是他指挥下的数十万将士，还是对岸大营中的东晋士兵们，谁也无法预测自己将来的命运会是什么。“将军”想得更多的或许是如何消灭江东残存的司马氏的政权，但他所发动的这场战争的意义已经远不止关涉到江南百姓的生死存亡，而将决定中华民族迈向何方，甚至是整个汉文化圈的未来命运。

　　这位将军是谁？我想自不必我在此多说。这场一触即发的战争，便是日后震惊中外（我觉得用这个词并不算过分）的“淝水之战”。关于这场战争的来龙去脉，还是让我们从三十年前的另一场南北战争说起。

　　公元350年前后因后赵皇位之争引起的北方大乱，正如cinason在其大作《元嘉三十年》中所说的，其直接结果就是导致匈奴、羯为代表的北方少数民族的加速衰亡。（既然提到了匈奴人和《元嘉三十年》，在此我顺便谈一点我的看法。关于北匈奴在中国历史上的消失，“慕容鲜卑”中曾经略有提及。北匈奴的西迁路线大致接近一千年后蒙古人的西征路线，与蒙古人不同的是，北匈奴最初的目的还不是征服，而是寻找一个栖身之所。在南匈奴、汉人以及鲜卑人的打压下，辽阔的大漠地区已经无法立足，但他们的迁徙步伐在一开始是慢了一些（否则按照匈奴骑兵的速度，无须等到两百多年后才出现在东欧境内）。他们在中亚细亚地区滞留了不少时间，这期间的记录在中外的史书中几乎没有，我们只好从常理推断，他们仍然继续其原先的游牧生活。中亚历来是一个天然的好牧场，且是个民族聚居之地，这个推断应该是站得住脚的。那么是什么驱使北匈奴人离开亚洲，千里跋涉，进入欧洲的呢？我对中亚和东欧的情况不甚了解，从中国方面来看，似乎也有一个回答可以自圆其说，即气候的反常。公元三世纪末至四世纪的中国地区自然灾害连连（可参看“永嘉之乱”第四章），长城以北地区的气候也不可能不受影响，各少数民族（不仅是上层统治者）放弃北方游牧场所涌入中原就是最好的明证。可见由于恶劣的气候条件，亚洲中北部的大陆性气候区已不能够满足游牧民族的生活需要，北匈奴人也在这个时期离开了中亚，开始了他们向西的漫漫征程。）但汉人此时亦不能重新确立他们在北方的优势地位，冉闵的失败说明在北方大量少数民族（这些民族从数量上说，在北方的不少地区已不能算少数民族了）尚未完成自身的汉化之前，想要在北方建立一个秦汉或是魏晋式的汉人国家是不可能的。来自东北的鲜卑人和来自西北的氐羌人填补了中原统治者的空白。

　　南方还掌握在昔日中原之主司马氏的手中，不过司马昭的这些后人们完全没有他当年的威风，大多数东晋皇帝的生杀予夺的权力都掌握在权臣们的手中。而权臣们的素质也是出奇的差，无论是骄横的王敦，还是多疑的庾亮，若是放在汉末或是魏末恐怕连带兵打仗、出谋划策的资格都没有。相比之下还算有些才干的，就是桓温了。

　　晋穆帝永和十年（公元354年），已经集内外大权于一身的征西将军桓温从自己的驻所江陵出发，分水陆三路进攻前秦国都长安。

　　（桓温的三路大军有两路出自荆州，即水军自襄阳逆流而上，步军从淅川出武关；第三路由蜀中的司马勋所领，出子午谷直取长安，这正是一百多年前魏延向诸葛亮提出过的建议，历来争议颇大，我们在此不妨且看东晋在有两路军配合的情况下采用这种策略所取得的成果。）

　　远在凉州的前凉得知这一消息，也派出后赵叛将王擢，攻打前秦西南重镇陈仓（今陕西宝鸡），响应东晋的进攻。前秦皇帝苻健派了五万军队，由自己的太子苻苌和弟弟苻雄带领，在峣柳（今陕西蓝田南）抵抗晋军。

　　北方军队已有数十年没有遇到来自南方的如此强劲的攻势，桓温亲自上阵督军，一仗下来，秦军败得不成样子。接着桓温的弟弟桓冲又在白鹿原（今陕西灞河附近）击败了苻雄的军队。秦军在连续吃了败仗之后士气大大受挫，苻健只得带了六千名老弱残兵退入长安，坚守城池。

　　桓温转战前进，最后屯兵灞上。关中一带的郡县尽皆来降，男女老少夹道欢迎晋军的姿态，就跟见了亲人似的。这个时候距离西晋灭亡不到四十年，当年饱尝亡国之苦的关中百姓里年轻一些的还在世，于是才有耄耋老人含着泪说：“想不到今天还能见到官军啊！”

　　但这却是北方最后仅存的汉人情怀。换而言之，这一次或许是东晋恢复北方最后的机会。（连苻健几年前刚进入关中时也深深体会到这一点，大概是因为西晋最后亡于长安，再加上后赵在关中的统治并不牢固，民心思晋是个让氐人统治者头痛的问题，苻健在统治初期也不得不与桓温通好。）随着永嘉之乱那一代在北方幸存下来的汉人的消亡，以及后来胡人陆续大批的迁至长安一带，长安越来越脱离汉人的控制。等到半个世纪以后另一位善战的东晋大将刘裕再次来到这里时，这个城市的形象已去汉人的想象甚远，它的得而复失也就成了理所当然的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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