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家》：“孔子去卫，过曹，适宋，又过郑，遂至陈。”臧庸《拜经日记》云：“二适字，皆过字之误，宜据《年表》校正。”今按：过曹事他无所见。过宋之事，《论》《孟》皆有之。《论语》：“子曰：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孟子》：“孔子不悦于鲁、卫，遭宋桓司马将要而杀之，微服而过宋。”皆是也。而其详见于在《世家》，云：“孔子适宋，与弟子习礼大树下，宋司马桓魋欲杀孔子，拔其树。”《庄子》所谓伐檀于宋，盖与《史》合。而崔述疑之，谓畏匡过宋实似一事。其言曰：“定公六年《传》云：伐郑取匡，往不假道于卫，是匡在郑东也。及还，阳虎使季、孟自南门入，是匡在卫南也。鲁虽取匡，势不能有。杜氏疑为归之于晋，《庄子》与《荀子》皆以匡为宋邑。（按《荀子》当系《说苑》之误。）郑东卫南，则去宋为近，去晋为远。晋之灭偪阳也，以予宋。鲁取匡之时，宋方事晋，匡归于宋，理或然也。此事既与过宋之事相类，又与其时相同。若匡又宋地，则似畏匡过宋，实本一事者。吾恶知非魋闻孔子适陈，将出于匡，故使匡人要之，而后人误分之为二事也？《子罕篇》云：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述而篇》亦云：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二章语意正同。亦似一时一事之言，而记者各记所闻，是以其词小异。未必孔子生平，每遇患难，即为是言也。然则畏匡之与过宋，绝似一事，恐不得分以为二。”崔氏此辨，其先盖起于疑畏匡之事之无实，因以为或即桓魋之所使。然子畏之匡在蒲，邻于晋，远于宋，与桓魋无涉，且畏匡据《世家》在鲁定公十四年，过宋据《年表》及《宋世家》在鲁哀二年，亦不得谓一时事。至《庄子》谓孔子游匡，宋人围之者，误以桓魋之事牵涉畏匡，古书如此误者甚多，不得即以为据也。（陆德明《音义》引司马曰，宋当作卫，匡卫邑也，卫人误围孔子以为阳虎，此即不据《庄》文，亦不以畏匡即由桓魋。《论语 绝粮章》孔《注》“之宋，遭匡人之难。”《檀弓疏》畏匡，亦引微服过宋，自属昔人笔误。并不以畏匡即由桓魋也。《左传》文十一年，有承筐，《方舆纪要》在归德府睢州西三十里，孔子自卫适陈，或当过此，不必绕道走扶沟之匡。扶沟之匡，前人亦无以为宋邑者。）又以《其如予何》二章语意之同，遂谓似出一事，尤属轻断。今定孔子畏匡过蒲为一事之两传，而桓魋之难，则别为一事，庶于《论》《孟》《史记》均可通。而孔子以貌似阳虎而见拘之说，要为不足信，此则崔氏疑之而得者也。

　　《世家》又谓孔子过宋之后适郑，则复不足信。崔述云：“郑在宋西，陈在宋南，自宋适陈，必不由郑”，是也。（《世家》云：“孔子适郑，与弟子相失，独立东郭门，郑人或谓子贡曰：东门有人，其状云云。”崔氏力辨，以谓此乃齐东野人之语。余考《韩诗外传》谓孔子出卫东门，逆姑布之卿，即其事，而文词小异。据《外传》，亦孔子并未至郑之一证。）《郑世家》又云：“声公五年，子产卒。孔子尝过郑，与子产如兄弟云。及闻子产死，孔子为泣曰：古之遗爱也。兄事子产。”王若虚《滹南集 辨惑》论之曰：“既云如兄弟，何必复言兄事？兼已死之后及此，其次第亦不应尔。”臧庸《拜经日记》云：“子产卒在声公五年，则鲁定公十四年也。孔子过郑在声公七年，（若据《世家》，应在九年，臧为改易，未是。说见《考辨》第十八。况《世家》过郑之说，实未可据，说详下。）则鲁哀公元年也。安得有过郑与子产如兄弟事？且《左传》昭公二十年，郑子产有疾，谓子太叔曰：我死，子必为政，唯有德者能以宽服民，其次莫如猛。疾数月而卒。仲尼闻之出涕，曰：古之遗爱也。然则子产之卒，实在鲁昭二十年，郑定公之八年，去孔子过郑二十九年。时孔子年甫过三十，是过郑而交子产，实史公之牴牾也，宜据《左氏传》正之。《世家》言孔子过郑，其肩类子产，本举古人以拟之。”余谓《史记》凡及孔子事，多后人妄羼之笔。如此文理灭裂，显非史迁本真。盖后人自据《世家》及《左传》妄造耳。然妄者亦有其所以妄，误亦有其所以误。明乎其所以妄所以误者，而其不妄不误者自见。今试问子产之卒，何以误在声公之五年乎？曰：妄者误以是年为孔子过郑之年，因书子产之卒于是年。曰：《年表》孔子过宋在郑声公九年，何以过郑又误在五年？曰：此据孔子过匡而误。孔子过匡本在长垣，为卫邑，而误者以为在扶沟，为郑邑。因以孔子之过匡为过郑。遂误谓孔子适郑都，因有独立郭东门与弟子相失之事。因又有交子产之说。而孔子畏匡，则在鲁哀十四年，即郑声公之五年。遂误谓孔子是年过郑，又误为子产以是年卒也。故《郑世家》因《孔子世家》而误，《年表》又因《郑世家》而误。然可以因其误而证孔子畏匡实在至卫十月之后，与微服过宋非一事，又可知孔子过郑之不可信。故孔子自卫至陈，过宋则有据，过郑则无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