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本原名為「羅景山臺灣海防並開山日記」在龐百騰先生於香港大學馮平山圖書館發見時，不著撰人，祇是在書名上冠以「羅景山」三字。景山為羅大春字，今既著撰人名氏，因刪「羅景山」三字，逕題作「臺灣海防並開山日記」。

　　關於羅著「日記」在臺灣史料上的價值，龐先生的「弁言」已詳晰言之。至其未臻「十全十美」之處，「弁言」亦嘗指出：『其所謂「日記」，亦與現代之日記有所分別。在原文內，他往往將一兩個月之事情一起談論，以至造成時間性之混亂。數處記載，又缺日期』。同時，當我們整理發稿時，又發見錯字、衍字及舛誤之文，多達二百餘處。凡此，除若干「繫月」缺略已予考補（用括弧標明）及有不甚明確者於「日期」下另加問號（？）存疑外，其大部分並分據「籌辦夷務始末」及「沈文肅公政書」（以上二書，「文叢」輯有第二○三種「籌辦夷務始末選輯」、第三八種「同治甲戌日兵侵臺始末」及第二九種「福建臺灣奏摺」等三書）等史料加以校勘，分別訂正。其中衍字逕刪、錯字逕改，所補各字則加〔〕表示之（其餘無法訂正者仍之）。

　　由於羅著「日記」字數不多，因另搜補一些相關資料，作為「附錄」。按清季臺灣的積極籌防，肇始於同治十三年日兵入侵牡丹社；所謂「開山撫番」乃為籌防所作開發並經理東部臺灣（當時稱為「後山」）的具體措施。所補資料，即與此有關。

　　其一為不著撰人撰「上制府請經理臺灣後山番地」稟。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傅斯年圖書館藏有善本書「稗海餘聞」一種，手抄本。封面左上方題「稗海餘聞」，右下方署「鴻雪軒鈔」四字（並鈐有「鴻雪軒」朱印）。內文五篇：一為「上制府請經理臺灣後山番地」，二為「吳中人士致英領事威妥瑪書」（首稱「義民師周孔致書領事威先生閣下」），三為「原洋患」（師周孔作），四為「書師周孔稿後」（文末附綴的「識語」，尾署「丁卯季冬澄懷書屋自識」），五為「原洋患」（末識：『向為友人捉力，條陳洋務，頗蒙大府採擇。今節其起結，別為「原洋患」一篇。東施效顰，自忘其醜矣。澄懷書屋自識』）。其與臺灣直接有關者惟首篇一文，因迻作本書「附錄」之一。本文作者似為一在閩「另候任用」之閒員，於同治六年（丁卯）四月間建議閩浙總督吳棠經理東部臺灣（閱文首「敬再稟者」語，知所建議者不止一事）。其中所云『此時臺灣後山海道中國商船所不至者，洋船已成熟路；生番悍而無知，遇有停船取水，難保不無劫殺』——這無異為後來日兵入侵牡丹社所藉口的預言。又云：『若以「不隸版圖」之說直覆洋人，彼將舉兵攻擊』；更不幸而竟言中。文末他人所附按語所云「數年之後，臺事棘手可知」，事後回顧，真不啻先事預見。同治六年下距十年十一月及十二年二月琉球人與日人先後飄風遭難暨十三年日兵入侵相隔四至七年，由於當局昏聵，無所展布，終招致日人的覬覦；亡羊補牢，惜時已晚。

　　其二為方濬頤撰「淮軍平定臺灣番社紀略」與「臺灣地勢番情紀略」兩文。作者安徽定遠人，著有「二知軒文存」；上述兩文，即就其中選錄。所紀光緒元年淮軍唐定奎「平定臺灣番社」，乃指南路一部分「番社」而言；而北路、中路由羅大春、張其光等「開山撫番」事，並又於「番情紀略」中及之。由於作者與唐定奎同里，時相過從；因唐氏示以「征番事略」，乃撮舉其大略云云，洵可直媲接史料。今收作本書「附錄」之二，俾供互相參證。

　　其三為依田學海撰「征番紀勳」。作者字百川，日人。日兵入侵牡丹社，隨軍日人水野遵著有「征番日記」；此文即據以撰成。原文刊「譚海」卷四，並有杉山三郊、依田耕雨的合評。「譚海」未見，臺灣省立臺北圖書館藏有此文抄本，據以錄出。今略去評語，只存本文，收作本書「附錄」之三。所記雖屬彼邦人語，亦有足供查考之處。如羅著「日記」所稱同治十三年三月六日之夜「奸民」廖有富率其黨傾巢遁入內山，據此文得知有富與日人樺山資紀、水野遵原有一段過往淵源，當時竟投日本軍營以去。這只是一個顯例，他不具舉。

　　當同、光之交有關日兵侵臺及「開山撫番」的文獻，除已刊「文叢」諸書以外，尚知有南路海防同知袁聞柝（警齋）撰「日本窺臺始末」一卷及「開山日記」四卷，惜未之見。又「文叢」第二二七種「臺案彙錄壬集」卷二、卷三據臺灣省立臺北圖書館抄本「臺灣奏稿」及「臺灣中路開山撫番案稿」所輯部分，亦屬本書相關史料；因易為書題所掩蓋，特為指出，以供檢閱與參考。（吳幅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