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書以羅大春之「羅景山臺灣海防並開山日記」為主，並搜集若干相關史料作為「附錄」（詳見書末吳幅員先生的「後記」）。
按「羅景山臺灣海防並開山日記」，為筆者一九六五至一九六六年在倫敦大學東方與非洲研究院支持下，於香港大學馮平山圖書館中所發掘出來的。當時因為這書封面並未有注明作者及出版年日，書中又無序、無跋，所以該圖書館館員誤作為沈葆楨之作品，編入沈氏書目中。筆者因為多年從事沈葆楨生平之研究，竟於其間偶然發現這羅大春之唯一傑作。
去年（一九七二年）夏間，又得筆者現任教授之美國德拉威大學之暑期研究金，重到香港及臺灣搜集有關臺灣歷史資料。蒙香港大學馮平山圖書館之合作，將羅氏「日記」制成影印本，及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林立鑫副主任與吳幅員先生之贊助，編印成書，得與學術界分享此珍貴歷史資料。
羅大春，字景山，貴州施秉縣人，生卒年月不明。據卞寶第於閩撫任內之奏疏，羅氏是以行伍起家，在太平天國期間曾轉戰於廣東、湖北、湖南、安徽、江蘇、浙江等省，奮勇異常，為左宗棠所深器；隨同帶隊入福建，歷攝提鎮篆務，威望素著。其後，又奉旨補授建寧鎮總兵；抵任後，整頓部伍、綏輯地方，不遺餘力（一）。繼授福寧鎮總兵，再升署陸路提督。同治九年（一八七○）夏，天津教案爆發，一時中外驚動，沿海各省均加強海防設備；閩浙總督英桂以羅大春因訓練兵丁得力，召其到福州省城，統率所選各兵，認真訓練，實力整頓（二）。羅氏抵省後，與福州將軍等會商籌劃，將省標官兵歸其訓練；並擬再酌募丁勇，屯於附省地方，由羅大春親率，教以戰守之法（三）。三年後（同治十二年，一八七三），以閩浙總督李鶴年、福建巡撫王凱泰及船政大臣沈葆楨之會奏，授以福建水師提督李成謀之缺（四）及其統領輪船之責。當時因為馬尾船廠經費支絀，沈葆楨萬不得已，把船政輪船分發各省。如此雖然減輕船政支出，但於操演聯絡方面，諸多不便；計不如統領躬任其勞，隨時周歷各口校閱（五）。由此可見羅氏對於福建海防、船政及沈葆楨之關係，相當密切。及同治十三年（一八七四）日人侵臺，羅氏被召至臺灣北部從事開山，亦不為意料之外。
但羅大春從福建內地到臺灣，卻經過一段風波。當清廷得日軍侵略消息，馬上於三月二十九日（一八七四年五月十四日）下令文煜、李鶴年、羅大春等通籌防務（六）；羅氏因而創設練營，招募壯勇，以固內地（七）。隨後清廷又命船政大臣沈葆楨渡臺（八），派為欽差辦理臺灣等處海防兼理各國事務大臣；福建鎮、道各官，均歸節制（九）。沈葆楨隨即函咨閩浙總督李鶴年，奏調羅大春駐紮臺北蘇澳。惟羅氏以其在內地籌辦防務，事方經營伊始，未便分身為詞，請別調鎮將駐蘇澳（一○）；蓋羅氏已早有乞養之舉（見原文），不願赴臺也。清廷因見羅大春延不赴調，以為文煜、李鶴年故意截留，責備文、李，謂其所奏籌防情形，半屬空言（一一）。李鶴年隨而參奏羅大春，其文曰：『乃羅大春初准調臺之咨，既未遵行；乃奏咨駐紮蘇澳，又復飾詞推託。迨臣函牘嚴催，雖允渡臺，仍未起程；要挾多端，漸形跋扈。查羅大春前署提督內任，聯絡官紳、搜捕土匪，頗負時譽。自蒙恩簡授，漸覺器小易盈。臣冀其尚可訓勉，不遽登之白簡。乃當此時事多艱，復敢妄自尊大，畏葸不前；實屬居心巧猾，貽誤事機！若不據實嚴參，不但沈葆楨呼應不靈，臣亦諸多掣肘。……相應請旨將……羅大春交部嚴加議處，以肅軍政』。羅氏因而被革職留任，並奉命迅赴臺灣（一二）。
羅大春終於同治十三年六月二十日（一八七四年八月二日）由泉州臭塗口（又作秀塗）乘坐「靖遠」輪船，隨帶親勇一哨——計一百零八名，放洋東渡（一三）。六月二十二日（八月四日）抵臺灣府，與沈葆楨、當地文武官員及洋將斯恭塞格〔ＬｏｕｉｓＤｕｎｏｙｅｒｄｅＳｅｇｏｎｚａｃ〕面議禦敵之策（一四）。七月一日（八月十二日）離郡，十三日（八月二十四日）抵達蘇澳。十七日（八月二十八日），接任臺灣道夏獻綸在臺北所負之責。
自十三年七月十七日至光緒元年八月一日（一八七五年八月三十一日）——即羅大春卸任之日，羅氏在臺北共一年零數日，時間雖短，但其對臺灣北部之開墾，不遺餘力，功勞甚巨。清末臺北府之成立，北部及東北部之開山闢路、撫番設學、行政設施等基礎，大都為羅大春所奠定。羅大春在臺北開發之過程，原文記載得頗詳，不必重複。筆者在此，只略述本書之范圍及價值：
（一）雖然羅著稱為「臺灣海防並開山日記」，其內容重心為在臺灣北部開路及撫番工作。因為羅大春是同治十三年至光緒元年親歷臺灣北部，有關臺北之記載十分詳細，非其他史料可比。沈葆楨奏疏內對臺北之描述，大都是以羅大春報告為根據；惟羅氏原為行伍出身，文字稍為粗陋，沈葆楨不時加以修改而已。
（二）關於抗日方面之記載，雖然日人侵略主力集中於臺南，羅大春本人並未嘗親歷其境；但因羅大春經常與其他官員通訊，對臺灣各地之事件，亦十分清楚。況且羅氏與在臺中下級官員來往之書信，在別種史料中亦不易找到。所以羅氏對抗日之記載，亦有相當價值。
（三）羅大春之「日記」對洋務各方面亦相當重視，將當時有關洋務之文件抄集起來，一方面表示羅大春本人對洋務之注意及認識，另一方面代歷史家保存下多種珍貴資料。其最顯著者為沈葆楨於光緒元年夏間之「通籌全臺大局」一疏，充份地表達出沈氏對臺灣開發之基本原則。略曰：『人第知今日開山之為撫番，固不知今日撫番之實以防海也；人第知預籌防海之關繫臺灣安危，而不知預籌防海之關繫南、北洋全局也。……外人之垂涎臺地，非一日亦非一國也；去歲倭事，特嚆矢耳。自法郎西據安南、英吉利據印度、新加坡等處，南洋各國漸為所收；遂使遠隔數萬里之豺狼，得以近吾臥榻。年來中國各口，異種雜居，蔓不可圖；近復聞雲、貴等處有陸路通商之請，推波助瀾，且浸尋而未已。……臺地，皆中土之藩籬也。……夫澳門片土，自明臣林富割居西人以為苟且之謀，遂貽今日無窮之患；此轍何堪再蹈』！其詞意動人，表現出十九世紀中國洋務派之愛國精神，與沈氏拆毀吳淞鐵路之精神打成一片（一五）。
（四）羅大春之「日記」對臺灣現代化之分析，亦有相當價值。如其所載，臺北招撫比臺南為難；蓋「北路則天荒未破，各社言語互異，官無從曲通其情，不得不諉諸通事。為通事者，向以欺番為利，號曰「番割」，生番積受其欺，無所控訴，憤不自勝，時報以殺。故通事亦以入番社為惴惴」（一六）。沈葆楨因而令羅大春就近勸富紳林維讓於已開路處分段屯墾，則富紳獲其利而開墾成功速。沈葆楨之政策當然獲有成效，但亦促進臺灣大地主勢力之形成，成為後來臺灣現代化之一大障礙。
當然，羅大春之「日記」並不是十全十美。其所謂「日記」，亦與現代之日記有所分別。在原文內，他往往將一兩個月之事情一起談論，以至造成時間性之混亂。數處記載，又缺日期。至於內容之正確與否，可分兩種看法：
（一）在事實方面，據筆者所知，祇有小錯一處，為羅大春誤認法國人斯恭塞格為英國人。
（二）在觀點方面，上文已提及羅大春基本之缺陷；李鶴年亦曾於一八七四年末之奏疏中，謂羅氏雖才具優良，但器量稍狹，且心地亦欠誠實等等（一七）。果如李鶴年所言，究竟其日記內容，對其本人之功勞，是否有誇張之處；對其手下之功績，是否有隱瞞之處？讀者應加注意。
總而言之，羅大春之「臺灣海防並開山日記」，不失為一八七四年至一八七五年有關臺灣北部之重要歷史文獻。筆者讀後，對當年滿清政府之政策、各有關官員之觀點、洋務運動與現代化之問題以及臺北當地之情形，認識不淺。
龐百騰書於美國德拉威大學（ＤａｖｉｄＰｏｎｇ，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Ｄｅｌａｗａｒｅ），一九七二年十月。
附註
（一）卞寶第：「卞制軍奏議」，卷十，第七頁。
（二）「籌辦夷務始末」（同治朝），卷七十五，第三十五、三十六、三十七頁。
（三）前書，卷七十六，第二十七頁。
（四）前書，卷八十九，第六至七頁。
（五）「海防檔」（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輯）「福州船廠」，第四百六十二頁。
（六）「籌辦夷務始末」（同治朝），卷九十三，第二十九頁。
（七）前書，卷九十六，第八頁。
（八）前書，卷九十三，第三十三頁，四月六日（陽曆五月二十一日）諭。
（九）前書卷九十三，第三十九至四十頁，四月十四日（陽曆五月二十九日）諭。
（一○）前書，卷九十六，第八頁。
（一一）前書，卷九十四，第二十九頁。
（一二）前書，卷九十五，第二十八至二十九頁。
（一三）前書，卷九十六，第八至九頁。
（一四）前書，卷九十六，第十五頁。
（一五）ＤａｖｉｄＰｏｎｇ，“ＣｏｎｆｕｃｉａｎＰａｔｒｉｏｔｉｓｍａｎｄｔｈｅＤｅ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ＷｏｏｓｕｎｇＲａｉｌｗａｙ，１８７７，”ＭｏｄｅｒｎＡｓｉａｎＳｔｕｄｉｅｓ，Ｖｏｌｕｍｅ７（１９７３）.龐百騰：「儒家愛國精神與一八七七年吳淞鐵路之拆毀」。「近代亞洲研究」（季刊），第七卷（一九七三年），英國劍橋大學出版。
（一六）「籌辦夷務始末」（同治朝），卷九十八，第三頁。
（一七）前書，卷一百，第二十頁。其後羅大春在光緒四年（一八七八）湖南提督任內被革職，原因不明（「大清德宗景皇帝實錄」，卷九十八，第五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