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有着悠久的重史传统,是史学发达最早的国度之一。
史学起于记事①,逐渐衍为资治之具,殷周王室已设立史官,“掌官书以赞治”②,此后历代相沿。中国的史书,从最早的文献汇编《尚书》算起,三千年间连绵不辍,代有佳篇,其间涌现从《春秋》到《正续通鉴》一类贯通古今的编年史,从《史记》到《清史稿》一类列朝相袭的纪传体史书,从《通鉴纪事本末》到《清史纪事本末》一类以事为纲,按事类编纂的纪事本末体史书,“十通”与“会要”一类记载典章制度的史书,中国史学不仅以记载史事详明、真切著称于世,而且力图“述往事,思来者”,“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③,试图将“历史——现实——未来”
勾连一气,为后来者提供经验教训。因此,中国史家不限于记事,还致力于“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这种历史哲学的沉思,散见于各类典籍,集成专书而且脍炙人口者,当推置于我们案头的《史通》和《文史通义》。
唐人刘知几(661—721)所著《史通》是我国第一部史学评论专著,是对唐以前千余年间史学成就的一次取精用宏的总结。其内篇三十六篇,论史书源流、体例和编纂方法,外篇十三篇,论史官建置沿革和史书得失。作者
肯定史学的重要社会功能:
史之为用,其利甚博。乃生人之急务,为国家之要道。有国有家者,其可阙之哉!
又畅论史家三长——史才、史学、史识,其中尤重史识,倡导“不掩恶,不虚美”的实录、直书精神,“爱而知其丑,憎而知其善”,反对“妄生穿凿,轻究本原”。由这一评史标准,作者赞扬《左传》与《齐志》,称“左氏之义有三长”,“王劭《齐志》多记当时鄙言”;又批评被尊为经典的《春秋》“真伪莫分,是非相乱”,并指出《尚。书》、《论语》中的不实之载,显示了一种“疑古惑经”的批评精神。
清人章学诚(1738—1801)所著《文史通义》,是继《史通》之后又一部史学评论专书。作者详论“六经皆史说”,又在刘知几“史家三长”之外强调“史德”,也即“著书者之心术”,指史家作史能否忠实于客观史实,做到“善恶褒贬,务求公正”的一种品德。该书还讨论各类史体的发展演变及其得失长短,提倡史学经世,反对专务繁琐考证和空谈义理,对清代盛行的汉学和宋学都有所批评。该书总结前人修纂方志的经验,提出修志义例和理论,建立方志学,并将其列为史学的一支重要方面军。 《史通》和《文史通义》均出版过多种单行本,而二书并刊则以岳麓书社这一版本为首例。从事点校的三位青年学人桑士显、吴琦、董煊都有相当的文史功力,他们的劳作为史学工作者提供了方便。不幸的是,桑君竟在而立之年病故,他参与点校的两部史学名著的合刊本,正是对这位热情有为的早逝学者的纪念。
①《说文》:“史,记事者也,从义诗中。中,正也。”
②《周礼。天官冢宰》。
③《史记。太吏公自序》。 冯天瑜
1993年1月27日于武昌中国有着悠久的重史传统,是史学发达最早的国度之一。 史学起于记事①,逐渐衍为资治之具,殷周王室已设立史官,“掌官书以赞治”②,此后历代相沿。中国的史书,从最早的文献汇编《尚书》算起,三千年间连绵不辍,代有佳篇,其间涌现从《春秋》到《正续通鉴》一类贯通古今的编年史,从《史记》到《清史稿》一类列朝相袭的纪传体史书,从《通鉴纪事本末》到《清史纪事本末》一类以事为纲,按事类编纂的纪事本末体史书,“十通”与“会要”一类记载典章制度的史书,中国史学不仅以记载史事详明、真切著称于世,而且力图“述往事,思来者”,“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③,试图将“历史——现实——未来”
勾连一气,为后来者提供经验教训。因此,中国史家不限于记事,还致力于“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这种历史哲学的沉思,散见于各类典籍,集成专书而且脍炙人口者,当推置于我们案头的《史通》和《文史通义》。
唐人刘知几(661—721)所著《史通》是我国第一部史学评论专著,是对唐以前千余年间史学成就的一次取精用宏的总结。其内篇三十六篇,论史书源流、体例和编纂方法,外篇十三篇,论史官建置沿革和史书得失。作者
肯定史学的重要社会功能:
史之为用,其利甚博。乃生人之急务,为国家之要道。有国有家者,其可阙之哉!
又畅论史家三长——史才、史学、史识,其中尤重史识,倡导“不掩恶,不虚美”的实录、直书精神,“爱而知其丑,憎而知其善”,反对“妄生穿凿,轻究本原”。由这一评史标准,作者赞扬《左传》与《齐志》,称“左氏之义有三长”,“王劭《齐志》多记当时鄙言”;又批评被尊为经典的《春秋》“真伪莫分,是非相乱”,并指出《尚。书》、《论语》中的不实之载,显示了一种“疑古惑经”的批评精神。
清人章学诚(1738—1801)所著《文史通义》,是继《史通》之后又一部史学评论专书。作者详论“六经皆史说”,又在刘知几“史家三长”之外强调“史德”,也即“著书者之心术”,指史家作史能否忠实于客观史实,做到“善恶褒贬,务求公正”的一种品德。该书还讨论各类史体的发展演变及其得失长短,提倡史学经世,反对专务繁琐考证和空谈义理,对清代盛行的汉学和宋学都有所批评。该书总结前人修纂方志的经验,提出修志义例和理论,建立方志学,并将其列为史学的一支重要方面军。
《史通》和《文史通义》均出版过多种单行本,而二书并刊则以岳麓书社这一版本为首例。从事点校的三位青年学人桑士显、吴琦、董煊都有相当的文史功力,他们的劳作为史学工作者提供了方便。不幸的是,桑君竟在而立之年病故,他参与点校的两部史学名著的合刊本,正是对这位热情有为的早逝学者的纪念。
①《说文》:“史,记事者也,从义诗中。中,正也。”
②《周礼。天官冢宰》。
③《史记。太吏公自序》。
冯天瑜
1993年1月27日于武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