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书》

原文:

夫人禀五常，士兼百行，邪正有别，曲直不同。若邪曲者，人之所贱，而小
人之道也；正直者，人之所贵，而君子之德也。然世多趋邪而弃正，不践君子之
迹，而行由小人者，何哉？语曰：“直如弦，死道边；曲如钩，反封侯。”故宁
顺从以保吉，不违忤以受害也。况史之为务，申以劝诫，树之风声。其有贼臣逆
子，淫乱君主，苟直书其事，不掩其瑕，则秽迹彰于一朝，恶名被于千载。言之
若是，吁可畏乎！
夫为于可为之时则从，为于不可为之时则凶。如董狐之书法不隐，赵盾之为
法受屈，彼我无忤，行之不疑，然后能成其良直，擅名今古。至若齐史之书崔弑，
马迁之述汉非，韦昭仗正于吴朝，崔浩犯讳于魏国，或身膏斧钺，取笑当时；或
书填坑窖，无闻后代。夫世事如此，而责史臣不能申其强项之风，励其匪躬之节，
盖亦难矣。是以张俨发愤，私存《嘿记》之文；孙盛不平，窃撰辽东之本。以兹
避祸，幸而获全。足以验世途之多隘，知实录之难遇耳。
然则历考前史，徵诸直词，虽古人糟粕，真伪相乱，而披沙拣金，有时获宝。
案金行在历，史氏尤多。当宣、景开基之始，曹、马构纷之际，或列营渭曲，见
屈武侯，或发仗云台，取伤成济。陈寿、王隐，咸杜口而无言，陆机、虞预，各
栖毫而靡述。至习鉴齿，乃申以死葛走达之说，抽戈犯跸之言。历代厚诬，一朝
如雪。考斯人之书事，盖近古之遗直欤？次有宋孝王《风俗传》、王劭《齐志》，
其叙述当时，亦务在审实。案于时河朔王公，箕裘未陨；邺城将相，薪构仍存。
而二子书其所讳，曾无惮色。刚亦不吐，其斯人欤？
盖列士徇名，壮夫重气，宁为兰摧玉折，不作瓦砾长存。若南、董之仗气直
书，不避强御；韦、崔之肆情奋笔，无所阿容。虽周身之防有所不足，而遗芳余
烈，人到於今称之。与夫王沈《魏书》，假回邪以窃位，董统《燕史》，持诌媚
以偷荣，贯三光而洞九泉，曾未足喻其高下也。
翻译：
人遵循五常（五常即五种行为规则，又称五典：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士人有各种行为，有的邪，有的正，有的曲，有的直。那些邪的、曲的人，被人所轻贱，因为那是小人的做法；那些正直的人，被人所尊重，以为那是君子的做法。然而世人大多都趋于邪曲而放弃正直，不践行君子的做法，而遵行小人的行为，为什么？俗话说：“正直的像弓弦一样，往往死在路边；邪曲的像铁钩一样，反而会加官晋爵。”所以人们宁可顺从（权势）来保障自己，也不违逆（权势）以防受害。更何况史书的任务，就是劝诫世人，树立风气。遇到贼臣逆子，淫乱的君主，如果直白地记下他们的事迹，不掩饰他们的过失，一旦把他们的恶行记载下来，他们的臭名就要流传千年。这样说来，岂不可怕！
如果环境允许这么做就去做（直笔记史），如果环境不允许这么做却做了就会凶险。比如董狐（春秋时晋国的史官）写史不用隐笔，赵盾为了法度而蒙受屈辱，董狐自己没有犯错，依然果断行事，然后成就了他良直的名声，名传今古。比如齐史记载崔杼弑君，
司马迁写出汉武帝的过错，韦昭在东吴秉直记事，崔浩写史犯了魏国的忌讳，他们有的被处以刑罚，被当时任所嘲笑；有的写成的书被填埋，后人无法看到。世道就是这样，却要责怪史臣不能保持强直的性格，和不折腰的气节，实在很难啊。因此张俨发愤，私下保存《嘿记》；孙盛心中不平，窃自撰写了《晋阳秋》寄到辽东以存其真。以此来避祸，幸好得以保全了自己。我们足以得知世道的艰辛，也了解了实录的难能可贵了。
但是一一考察从前的史事，求证于直白的词句，虽然古人的糟粕，真假相杂，而我们披沙淘金，有时就能有所收获。根据金行在历（五行、天文用语，可能代指一定时期），史官特别多。当晋宣帝（司马懿）、晋景帝（司马师）开创晋朝基业之初，曹氏和司马氏发生矛盾的时候，比如在渭曲（今陕西大荔东南）列阵，被诸葛亮所击败，又比如高贵乡公（曹髦）讨伐司马昭，反被成济杀伤。陈寿、王隐，都笔口无言，陆机、虞预，也停笔没有叙述。到了习鉴齿（人名），才有了死诸葛退走活仲达（司马懿）、成济持刃犯驾的说法。历朝历代的诬造，从此被澄清。考察习鉴齿的记事，不就是近代的正直之人吗？再有宋孝王的《风俗传》、王劭的《齐志》，他们叙述当时的事情，都追求真实。根据当时（宋孝王写《风俗传》的时候）北魏的王公，祖宗产业还没有丧尽；（王劭写《齐志》的时候）北齐的将相，后代仍然还在。而这两人直书他们的避讳，没有一点害怕。刚正不阿，不就是这类人吗？
烈士重视名声，壮士注重气节，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像南史、董狐得仗义直书，不避讳权势；韦昭、崔浩的奋笔直书，无所取媚于人。虽然在保全自己防备受害方面有所不足，但是他们的而留芳余烈，人们到现在还称道。和王沈写《魏书》相比，后者通过邪曲的笔法获取高官，再和董统写《燕史》相比，后者通过取媚于权势而获取荣华，一边是上贯三光，一边是下穿九泉，也不能比喻出韦昭、崔浩和王沈、董统的高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