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学诚《浙东学术》

章学诚
原文：
  浙东之学，虽出婺源，然自三袁之流，多宗江西陆氏，而通经服古，绝不空言德性，故不悖于朱子之教。至阳明王子，揭孟子之良知，复与朱子抵牾。蕺山刘氏，本良知而发明慎独，与朱子不合，亦不相诋也。梨洲黄氏，出蕺山刘氏之门，而开万氏弟兄经史之学；以至全氏祖望辈尚存其意，宗陆而不悖于朱者也。惟西河毛氏，发明良知之学，颇有所得；而门户之见，不免攻之太过，虽浙东人亦不甚以为然也。
  世推顾亭林氏为开国儒宗，然自是浙西之学。不知同时有黄梨洲氏，出于浙东，虽与顾氏并峙，而上宗王、刘，下开二万，较之顾氏，源远而流长矣。顾氏宗朱，而黄氏宗陆。盖非讲学专家，各持门户之见者，故互相推服，而不相非诋。学者不可无宗主，而必不可有门户；故浙东、浙西，道并行而不悖也。浙东贵专家，浙西尚博雅，各因其习而习也。
  天人性命之学，不可以空言讲也。故司马迁本董氏天人性命之说，而为经世之书。儒者欲尊德性，而空言义理以为功，此宋学之所以见讥于大雅也。夫子曰：“我欲托之空言，不如见诸行事之深切著明也。”此《春秋》之所以经世也。圣如孔子，言为天铎，犹且不以空言制胜，况他人乎？故善言天人性命未有不切于人事者三代学术知有史而不知有经切人事也后人贵经术以其即三代之史耳。近儒谈经，似于人事之外，别有所谓义理矣。浙东之学，言性命者必究于史，此其所以卓也。
  朱陆异同，干戈门户，千古桎梏之府，亦千古荆棘之林也。究其所以纷论，则惟腾空言而不切于人事耳。知史学之本于《春秋》，知《春秋》之将以经世，则知性命无可空言，而讲学者必有事事，不特无门户可持，亦且无以持门户矣。浙东之学，虽源流不异，而所遇不同。故其见于世者，阳明得之为事功，蕺山得之为节义，梨洲得之为隐逸，万氏兄弟得之为经术史裁。授受虽出于一，而面目迥殊，以其各有事事故也。彼不事所事，而但空言德性，空言问学，则黄茅白苇，极面目雷同，不得不殊门户，以为自见地耳。故惟陋儒则争门户也。
  或问事功气节，果可与著述相提并论乎？曰：史学所以经世，固非空言著述也。且如六经，同出于孔子，先儒以为其功莫大于《春秋》，正以切合当时人事耳。后之言著述者，舍今而求古，舍人事而言性天，则吾不得而知之矣。学者不知斯义，不足言史学也。整辑排比，谓之史纂，参互搜讨，谓之史考；皆非史学。
（有删改）

译文：
  浙东的学术，虽然出自婺源县，然而自袁燮、袁肃、袁甫之后，大多推崇江西陆氏（陆九渊、陆九龄），并且精通经学，熟谙传统文化，绝不空口谈论道德性情，所以不违背朱熹的教诲。等到王阳明，阐发孟子的良知的观念，又和朱熹的学说矛盾。蕺山刘宗周，以良知的观念为本发展为慎独的观念，与朱熹的观点不同，亦不相互诋毁。梨洲黄氏，出自蕺山刘宗周门下，而广开万氏弟兄经史的学问；以至于全祖望等尚保存继承他的意旨，尊崇陆九渊同时又不违背朱熹。只有西河毛氏，阐发关于良知的学问，很有所得；但因为持有门户派别的偏见，对朱子过分地加以攻击，即使是浙东人，对他也不以为然。
  世人推崇顾亭林，把他当做开国儒家的宗主，然而这自然是浙西的经学。不知道同时有黄梨洲，出自浙东，虽然地位与顾亭林并列，可是往上以王、刘为宗，往下广开二万经史的学问，与顾氏相比较，源远而流长。顾亭林尊崇朱熹，而黄梨洲尊崇陆九渊。大概不是讲学专家，各持门户的成见的人，所以互相推举佩服，而不是互相非议诋毁。求学的人不可以没有宗主，可是一定不要有门户之见；所以浙东、浙西，道并行而不相违背。浙东重视专门之学，浙西崇尚渊博雅正，各自根据自己的学风特点去研习。
  研究天与人、性与命的学问，不可用抽象的言辞来讲啊。所以司马迁本着董仲舒的天人性命之说，写出了有益于治国安邦的著作（《史记》）。儒者想尊崇人的天赋禀性，却又抽象地谈论义理来作为（治学的）功绩，这就是宋明理学被才德高尚的人所讥讽的原因啊。孔子说：“我要把我的思想托付于空洞的理论，倒不如在叙述具体历史事件中体现出来深切彰显啊。”这就是《春秋》为什么可以有助于治国的缘故啊。圣明像孔子，言语代天行教化，尚且不以空洞的话取胜，何况别人呢？所以善于说天与人、性与命，没有不切合于社会现实的。夏商周三代的学术，只知道有史学而不知道有经学，是因为它切合社会现实啊；后人看重经术，（也）因为它就是三代的历史啊；近代儒者谈论经学，好像在社会生活之外，另有所谓的义理啊。浙东学术，谈论性与命的必考究于历史，这是它卓然自立的原因啊。
  朱熹和陆九渊持议不同，为门户之见大加攻伐，（他们的争论）是多年以来束缚人们思想的所在，也是多年以来（阻碍）学术的荆棘啊。推究他们争论的缘故，是因为他们只是空话沸腾而不切合世事罢了。明了史学本于《春秋》，明了《春秋》是可以用来治理国家的，就应该知道性与命的学问不能空说，而谈论学问的人一定要有实事可做，不但是没有门户之见可持，而且没有渠道持门户之见啊。浙东学术，虽然源流是一样的，但因为他们的境遇不同，所以在现实中的表现（也不同），王阳明发挥它而立了功绩，刘宗周发挥它而成就了气节，黄宗羲发挥它而隐居不仕，万氏兄弟发挥它而治经著史。虽然同出于一个源头，而表现出来的形态却有很大差别，这是因为他们各自有事可做的缘故啊。那些不做应该做的事，而只是空论天赋禀性，空谈学问，（他们的学说）就像黄茅白苇，面目非常相像，不得不创立不同的门户，来表示自家的见解而已，所以只有浅陋的儒者才争门户之见啊。
  可能有人说：功绩气节，真的可以和著述相提并论吗？回答说：史学之所以可以资治，（因为它）本来就不是空洞的著述啊。例如六经，同出自孔子之手，儒家先辈认为成就没有大过《春秋》的，正是因为它切合当时的社会现实啊。后来的人说到著述的，舍弃今世而迷恋古代，舍弃社会现实而谈论性命天人，则是我不得而知的了。治学的人不懂得这个道理，不足以言史学啊。整辑排列，称之为史纂，相互参证、深入研究探讨，称之为史考；（这些史料的整理及史实的考证）均非史学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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