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史·李戴传》

明史
原文：
    李戴，字仁夫，延津人。隆庆二年进士。除兴化知县，有惠政。擢户科给事中。广东以军兴故，增民间税。至万历初乱定，戴奏正之。累迁礼科都给事中。出为陕西右参政，进按察使。张居正尚名法，四方大吏承风刻核，戴独行之以宽。由山西左布政使擢右副都御史，巡抚山东。岁凶，累请蠲振。入为刑部侍郎。累进南京户部尚书，召拜工部尚书，以继母忧去。二十六年，吏部尚书蔡国珍罢。廷推代者七人，戴居末，帝特擢用之。当是时，赵志皋、沈一贯辅政，虽不敢挠部权，然大僚缺人，九卿及科道掌印者成得自举听上裁，而吏部诸曹郎亦由九卿推举，尚书不得自择其属，在外府佐及州县正、佐官则尽用掣签法，部权日轻。戴视事，谨守新令。明年，京察。编修刘纲、中书舍人丁元荐、南京评事龙起雷尝以言事忤当路，成置察中。而是时国本未定，皇长子冠婚久稽，戴每倡延臣直谏。及矿税害剧，戴率九卿言：“陈增开矿山东，知县昊宗尧逮。李道抽分湖口，知府吴宝秀等又逮。天下为增、道者何限，有司安所措手足？且今水旱频仍，田里萧耗，重以东征增兵益饷，而西事又见告矣。民不聊生，奸宄方窃发，奈何反为发其机，速其变哉！”不报。明年冬，妖书事起。锦衣官王之桢等与同官周嘉庆有隙，言妖书嘉庆所为，下诏狱穷治。嘉庆戴甥也比会鞫戴引避帝闻而恶之会王士骐通书事发下部议士骐奏辨帝谓士骐不宜辨责戴不能钳属官戴引罪，而疏纸误用印，复被谯让，罪其司属。戴疏谢。戴秉铨六年，温然长者。卒赠少保。
（节选自《明史》卷二百二十五·列传第一百一十三）

译文：
   李戴，字仁夫，延津人。隆庆二年进士。任兴化知县，有仁政。升为户科给事中。广东因发生战事的缘故，增加民间赋税。到万历初年战乱平定了，李戴上奏而纠正它。积功升迁为礼科都给事中。外放为陕西右参政，升为按察使。张居正崇尚名法，各地大官遵从这种作风施政苛刻，李戴独施政宽厚。由山西左布政使升为右副都御史，任山东巡抚。荒年，多次请求蠲免赋税，赈济百姓。调入朝廷任刑部侍郎。积功升为南京户部尚书，召拜为工部尚书，因继母的丧事而去职。万历二十六年，吏部尚书蔡国珍罢官。朝廷大臣推举接替的七人，李戴居末名，皇帝特别擢用他。当这个时候，赵志皋、沈一贯辅政，虽然不敢削弱部的权力，然而大官缺人，九卿和科道掌印的都可自己推举由皇上裁定，而吏部各曹郎也由九卿推举，尚书不能自己选择他的属官，在外的府的辅佐官以及州县的正官、辅佐官完全用掣签法，部的权力一天天减轻。李戴上任，谨慎地遵守新的法令。第二年，考察京官。编修刘纲、中书舍人丁元荐、南京评事龙起雷曾经因上疏言事而触犯了执政者，都被列入考察不合格的对象。而这时候太子没有确定，皇长子的冠礼和婚礼长久地拖延下来，李戴常常发起朝廷上的臣子直言谏诤。到了矿税的祸害严重时，李戴率领九卿进言：“陈增在山东开矿，知县吴宗尧逮捕。李道在湖口收取厘金，知府吴宝秀等又逮捕。国内像陈增、李道这样的人没法计算，做官的不知怎么办才好。况且如今水旱灾接连，农村萧条零落，加上东征增补兵丁和粮饷，而西面边防又告警了。老百姓没法生活下去，坏人正在暗中发事，为什么反而替他们开动机关，加速他们变乱呢！”皇上没有答复。第二年冬天，妖书的事发生。锦衣官王之桢等和同僚周嘉庆有仇怨，说妖书的事是周嘉庆干的，下到诏狱彻底办罪。周嘉庆，是李戴的外甥。到了会审时，李戴回避。皇帝听到后憎恨这件事。遇上王士骐通书的事暴露，下到刑部议罪。王士骐上奏申辩。皇帝认为王士骐不应当申辩，指责李戴不能管束下属官吏。李戴认罪，而奏章上却错用了印章，又被指责，治了他下属官吏的罪。李戴上疏谢恩。李戴主持吏部六年，是个温和的长者，死后赠衔少保。

《明史·李戴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