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史·唐恪传》

宋史
原文：

    唐恪，字钦叟，杭州钱塘人。四岁而孤，闻人言其父，辄悲泣。以荫登第，调郴尉。县民有被害而尸不获，吏执其邻人，抑使自诬，令以为信。恪争之，令曰："否将为君累。"恪曰："吾为尉而盗不能捕，更俾亡辜死乎?"躬出访求，夕，若有告者，旦而得尸，遂获盗。知榆次，县豪子雄于乡，萃逋庇奸，不输公赋，前后莫敢诘。恪以理善晓之，悟而自悔，折节为长者。大观中，召为屯田员外郎，持节招纳夷人。夷始恫疑，衷甲以逆，恪尽去兵卫从数十卒，单行。夷望见欢呼，投兵听命。
徙沧州。河决，水犯城下，恪乘城救理。都水孟昌龄移檄索船与兵恪报水势方恶船当以备缓急沧为极边兵非有旨不敢遣昌龄怒，劾之，恪不为动，益治水。水去，城得全，诏书嘉奖。
    靖康初，金兵入汴，李邦彦荐之，拜同知枢密院事，至则为中书侍郎。八月，进拜少宰兼中书侍郎，帝注礼之甚渥。然恪为相，无济时大略。金骑再来，邀割三镇，恪集廷臣议，以为当与者十九，恪从之。使者既行，于是诸道勤王兵大集，辄谕止令勿前，皆反旆而去。洎金兵薄城下，始悔之，密言于帝曰："唐自天宝而后屡失而复兴者，以天子在外可以号召四方也。今宜举景德故事，留太子居守而西幸洛，连据秦、雍，领天下亲征，以图兴复。"帝将从其议，而开封尹何栗入见，引苏轼所论，谓周之失计，未有如东迁之甚者。帝幡然而改，以足顿地曰： "今当以死守社稷。"擢栗门下侍郎，恪计不用。
    从帝巡城，为都人遮击，策马得脱，遂卧家求去。御史胡舜陟继劾其罪，谓："恪之智虑不能经画边事，但长于交结内侍，今国势日蹙，诚不可以备位。"乃以栗代为相。
(选自《宋史列传第一百一十一》)

译文：

    唐恪，字钦叟，是杭州钱塘人。四岁丧父．听到人家说到父亲就悲伤地哭泣。凭皇帝的恩赏登第，调任郴县县尉。县里有个百姓被害但尸体找不到，官吏抓了他的邻居，强迫他自己承认是凶手，县令认为真实的。唐恪为那人争辩，县令说：“如果辩护错了就会牵累你。”恪说：“我做县尉而不能捕到凶手，还要使无辜的人去死吗?”亲自外出访问寻找，晚上就有人来告发，天明就找到尸体，于是抓获了凶手。任榆次知县时，县里有一个豪绅的儿子称霸于乡里，聚集逃亡者，包庇奸邪之人，不交纳赋税，前后的知县都没有敢问的。唐恪用道理好言开导他，他省悟自悔（或“觉悟过来悔恨自己”），改变当初行径（或“强自克制，改变初衷”）而成为一个性情谨厚的人。大观年间，唐恪被任命为屯田员外郎，拿着符节招纳夷人。夷人开始害怕怀疑，衣服里面穿铠甲来迎接他，唐恪让几十名卫兵都撤离，一人独往。夷人望见后欢快高呼，扔下兵器服从命令。

    调任沧州。黄河决堤，大水冲到城下，唐恪登城抢修。都水孟昌龄发去公文索要船只和士兵，唐恪报告说水势正猛烈，船应当用来防备紧急情况；沧州是最远的边境，军队没有皇帝的旨意不敢调遣。孟昌龄大怒，弹劾他，唐恪不为之所动，更加尽心治理水患。大水退去，沧州城得以保全，皇帝下诏嘉奖。

    靖康初年，金兵攻入汴梁，李邦彦推荐唐恪，授予同知枢密院事，到了后又任命为中书侍郎。这年八月，又任命为少宰兼中书侍郎，皇帝对他礼遇有加。然而唐恪做相，无拯救时世的大谋略。金兵第二次侵来时，要求割让三镇，唐恪召集朝廷大臣商议，认为应当割给金兵三镇的人占十分之九，唐恪听从他们的意见。使者已经出发，这时各路勤王的部队才聚集京城周围，唐恪就命令他们停止前进，都回师而去。等到金兵逼迫城下，唐恪才开始后悔，就秘密地对皇帝说：“唐朝从天宝年后屡次失去京城又复兴的原因，是天子在外可以号召四方。现在应该效法景德旧事，留太子居守京城，而皇上您西迁洛阳，占据秦州和雍州，亲自率领天下的人征讨，从而争取复兴国家。”皇上将要听从他的建议，而开封尹何栗入见，引用苏轼的现点，说周王朝之失算，没有比东迁更严重的了。帝幡然省悟，改变主意，以脚跺地说： “现在应当以死守社稷。”提拔何栗为门下侍郎，唐恪的计策不被采用。

    唐恪跟从皇帝巡城，被都城的人拦住击打，唐恪策马快跑才得以脱身，于是就呆在家里请求辞去官职。继而御史胡舜陟弹劾他的罪行，说：“唐恪的智谋不足以经营筹划边关的战事，只长于交结宦官，现在国家形势日益紧急，确实不可以在这个官位上任职。”皇上就让何栗代替他做宰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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