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宗元《谤誉》

柳宗元
原文：

    凡人之获谤誉于人者，亦各有道。君子在下位则多谤，在上位则多誉；小人在下位则多誉，在上位则多谤。何也？君子宜于上不宜于下，小人宜于下不宜于上。得其宜则誉至，不得其宜则谤至。此其凡也。
    然而君子遭乱世，不得已而在于上位，则道必咈于君，而利必及于人，由是谤行于上而不及于下，故可杀可辱，而人犹誉之。小人遭乱世，而后得居于上位，则道必合于君，而害必及于人，由是誉行于上而不及于下，故可宠可富，而人犹谤之。君子之誉，非所谓誉也，其善显焉尔；小人之谤，非所谓谤也，其不善彰焉尔。
然则在下而多谤者，岂尽愚而狡也哉？在上而多誉者，岂尽仁而智也哉?其谤且誉者，岂尽明而善褒贬也哉？然而世之人，闻而大惑，出一庸人之口，则群而邮之，且置于远迩，莫不以为信也。岂惟不能褒贬而已，则又蔽于好恶，夺于利害，吾又何从而得之耶？
    孔子曰：“不如乡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恶之。”善人者之难见也，则其谤君子者为不少矣，其谤孔子者亦为不少矣。传之记者，叔孙武叔，时之贵显者也。其不可记者，又不少矣。是以在下而必困也。及乎遭时得君而处乎人上，功利及于天下，天下之人皆欢而戴之，向之谤之者，今从而誉之矣。是以在上而必彰也。
或曰：“然则闻谤誉于上者，反而求之，可乎？”曰：“是恶可无亦征其所自而已矣其所自善人也则信之不善人也则勿信之矣苟吾不能分于善不善也则已耳。如有谤誉乎人者，吾必征其所自，未敢以其言之多而举且信之也。其有及乎我者，未敢以其言之多而荣且惧也。苟不知我而谓我盗跖，吾又安取惧焉？苟不知我而谓我仲尼，吾又安取荣焉？知我者之善不善，非吾果能明之也，要必自善而已矣。”

译文：

    但凡被人家毁谤或赞誉的人，也各有各的被毁谤或被称赞的原因。君子如果身居下位便会遭到很多的毁谤，如果身居上位就会受到不少赞誉；小人身居下位便会赢来很多赞誉，身居上位就会落得很多毁谤。什么原因呢？君子适宜于身居上位不适宜于居处下位，小人适宜于居处下位不适宜于身处上位。处于应处的地位便会赢得赞誉，处于不宜处的地位就会遭到毁谤。这是指的一般性情况。
    但是，君子遭逢乱世，不得已而处于上位，那么，他所行之道必定会违背国君的旨意并且一定会施恩惠给人民。由于这样，毁谤便会产生于上而不会产生在下面。所以，对上来说，该杀头该受侮辱，但人民还是会赞誉他。小人遭遇乱世而后能够混进上层社会，那么，他所行之道一定会符合国君的心意并且遗祸给人民。由于这样，赞誉便会产生在上面而不会产生在下面。所以，他可以受到宠爱变得富裕，但人民还是会毁谤他。君子得到的赞誉，不是一般人认为的赞誉，而是他的善行自然表现啊；小人受到的毁谤，也不是一般人所说的毁谤，而是他的恶行的自然表现啊。
    这样说来，那些身处下位而遭到很多毁谤的人，难道全部都是愚蠢或者狡猾的人吗？身处上位而受到很多赞誉的人，难道全部都是仁慈或者聪明的人吗？那些毁谤或者赞誉他人的人，难道全部都是明智或者是长于褒贬的人吗？但是社会上的人听了就会十分糊涂。从一个庸人口中传出，便引起一群人的传播，并且由近及远四方散播。没有不信以为实的。（这样一来），岂止不知该如何对一个人加以褒贬，（并且）还被自己的好恶心理所蒙蔽，被利害关系所左右，我们又怎么能够得到评价一个人好坏的实情呢？
    孔丘先生曾说过：“不如乡里人认为是好人我们就喜欢他，乡里人认为是坏人我们就憎恶他。”好人我们很难遇到啊，可是那些毁谤君子的坏人又不少啊。那些毁谤孔子的人也不少啊，流传下来被记下来的就有一个叫叔孙武叔的人，还是当时的显贵啊。那些没有流传下来没有被人记着的，又不少啊。所以，身居下位的人一定会遭受困厄。到了遇着好时运得到君主的信任处于人上，功利被天下传闻，天下的人都欢天喜地地拥戴他。先前那些毁谤他的人，现在又跟从别人赞誉他了。所以，身居上位的人最易被人赞誉啊。
    有人说：“这样说来，那么，在上位听到了毁谤或赞誉的话再回转来探寻毁谤或赞誉的缘由，可以吗？”我说：“这怎么可以呢？不也应该考察鉴别它的出处吗？那些从善良的人口中传出来的话，可以相信；那些从丑恶的人嘴中传出的话，就不应该相信。假如我不能分辨那人是好人还是坏人，那么，就干脆不听（那些毁谤或赞誉的话）。如果有人对他人进行毁谤或赞誉，我一定要考察鉴别他从何处得来的消息，不敢因为他说得多而全就听信他。那些牵涉到我自己的谤誉言辞,不敢因为他说得多而荣耀或害怕。假如不了解我说我是强盗头子柳下跖，我又害怕什么呢？假如不了解我说我是孔丘圣人，我又荣耀什么呢？知道我的说我好还是不好，并不说明我果真明白自己好还是不好，（因此），一定要（做到）自我完善啊。”

柳宗元《谤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