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非子·有度》

韩非子
原文：
    国无常强，无常弱。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荆庄王并国二十六，开地三千里；庄王之氓社稷也，而荆以亡。齐桓公并国三十，启地三千里；桓公之氓社稷也，而齐以亡。燕襄王以河为境，以蓟为国，残齐，平中山，有燕者重，无燕者轻；襄王之氓社稷也，而燕以亡。魏安釐王攻燕救赵，取地河东；攻韩拔管，胜于淇下；兵四布于天下，威行于冠带之国；安釐王死而魏以亡。故有荆庄、齐桓，则荆、齐可以霸；有燕襄、魏安釐，则燕、魏可以强。今皆亡国者，其群臣官吏皆务所以乱而不务所以治也。其国乱弱矣，又皆释国法而私其外，则是负薪而救火也，乱弱甚矣！
    故当今之时，能去私曲就公法者，民安而国治；能去私行行公法者，则兵强而敌弱。故审得失有法度之制者，加以群臣之上，则主不可欺以诈伪；审得失有权衡之称者，以听远事，则主不可欺以天下之轻重。今若以誉进能，则臣离上而下比周；若以党举官，则民务交而不求用于法。以誉为赏，以毁为罚也，则好赏恶罚之人，释公行，行私术，比周以相为也。故忠臣危死于非罪，奸邪之臣安利于无功。此亡之本也。若是，则群臣废法而行私重，轻公法矣。数至能人之门，不一至主之廷；百虑私家之便，不一图主之国。属数虽多，非所以尊君也；百官虽具，非所以任国也。故臣曰：亡国之廷无人焉。廷无人者，非朝廷之衰也；家务相益，不务厚国；大臣务相尊，而不务尊君；小臣奉禄养交，不以官为事。此其所以然者，由主之不上断于法，而信下为之也。故明主使法择人，不自举也；使法量功，不自度也。能者不可弊，败者不可饰，誉者不能进，非者弗能退，则君臣之间明辨而易治，故主仇法则可也。
    故曰：巧匠目意中绳，然必先以规矩为度；上智捷举中事，必以先王之法为比。故以法治国，举措而已矣。法不阿贵，绳不挠曲。法之所加，智者弗能辞，勇者弗敢争。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故矫上之失，诘下之邪，治乱决谬，一民之轨，莫如法。厉官威民，退淫怠，止诈伪，莫如刑。刑重，则不敢以贵易贱；法审，则上尊而不侵。上尊而不侵，则主强而守要，故先王贵之而传之。人主释法用私，则上下不别矣。                                                               （取材于《韩非子》）
注释：【1】荆庄王：即楚庄王，春秋时期五霸之一。【2】臣：韩非自称。【3】仇：校对，以……核对。

译文：
    一个国家不可能永远强大，也不可能永远衰弱。君主依法办事，国家就强大；君主不依法办事，国家就衰弱。楚庄王曾并吞二十六个国家，开拓三千里疆域；楚庄王抛下国家死亡之后，楚国便随之衰弱。齐桓公吞并了三十个国家，开辟了三千里疆土；齐桓公死后，齐国因此衰弱。燕襄王以黄河作为国界，以蓟城为国都，攻破了齐国，消灭了中山国，得到燕国支持的国家威望就重，没有燕国支持的国家威望就轻；燕襄王死后，燕国也因此衰弱。魏安釐王攻打燕国救援赵国，夺回了河东魏国的故地；攻占了韩国的管地，又在淇水下游取胜；魏国的军队遍布天下，威风传遍中原文明的国家；魏安釐王死后，魏国随之衰弱。所以有了楚庄王、齐桓公，楚、齐就可以称霸；有了燕襄王、魏安釐王，燕、魏就可以强盛。如今这些国家都衰败了，是因为群臣官吏都去干那些使国家动荡而不是使国家安定的事情。这些国家本已经混乱衰弱了，他们的群臣又都丢掉国法而营私舞弊，这好比背着干柴去救火，国家会更加混乱和衰弱。
    现在这个时代，一个国家能够除掉奸邪谋私之行而遵循国家法令的，老百姓就能安宁并且国家就能安定；能杜绝图谋私利的行为而实行国家法令的，军队就会强大而敌人相对弱小。所以明察得失又有法度的规定，用来驾驭群臣，那么这样的君主就不可能被臣下欺诈；明察得失而又以法度作为标准以了解远方的事情，那么君主就不可能被天下轻重颠倒的事所欺骗。现在如果按声誉选用人才，那么臣下就会背离君主而在下面紧密勾结；如果根据朋党的关系来推荐官员，那么老百姓就会致力于结党勾结而不求依法办事。以虚假的名声为依据奖赏，以诽谤的流言作为依据施行处罚，那么喜欢奖赏而厌恶处罚的人，就会丢掉国家法定的职责，玩弄个人手段，互相包庇利用。因此忠臣无罪却遭遇危难而死，奸邪之臣没有功劳却坐享安乐利益。这是国家衰亡的根本原因。如果像这样，群臣就会废弃法度而设法捞取个人权势，不把国家的法令当回事了。屡次进出奸臣的家门，一次也不到君主的朝廷去；天天想着自己的好处，一点也不考虑君主国家的利益。君主的下属官吏虽然很多，但都不是朝廷所需用来尊崇君主的；各种官员虽然一应俱全，但却不是君主所需用来承担国家大事的。所以下臣我说：衰亡的国家朝廷中没有人。朝廷里没有人，不是朝廷中的臣子少了；私家致力于互谋私利，不致力于富强国家；大臣们致力于相互推崇，不致力于尊崇君主；小臣们拿国家的俸禄去培养私交，不把官员职责当回事。之所以会造成这种局面，是因为君主在上面不依法决断政事，而听凭下面的大臣胡作非为。所以圣明的君主用法制来选拔人才，不凭自己的意愿来用人；按法制来考核臣下的功绩，而不靠自己的主观来推测。有才能的人不被埋没，坏人坏事无从掩饰，徒有虚名的人不能进用，遭受诽谤的人不被免职，那么君主就能明辨臣下的功过是非而国家就容易治理，所以君主依法办事就可以了。
    所以说：高明的木匠用肉眼测度木材也合乎绳墨的标准，但首先一定要用规和矩作为标准；智慧极高的人虽很快就把事情做得合乎要求，但必须用先王的法制作依据。所以用法令来治国，就是用法令作为标准衡量事物罢了。法令不偏袒权贵，绳墨不迁就曲木。法令该制裁的，智者不能逃避，勇者不敢争辩。惩罚罪过不避开大臣，奖赏善行不漏掉平民。所以矫正上面的过失，追究下面的奸邪，治理混乱而判断谬误，统一人们的行为使其合乎规范，没有比法令更好的了。整治官吏而威慑民众，遏止过于懈怠的行为，制止诈伪的发生，没有比刑罚更顶用的了。刑罚严厉，臣下就不敢凭地位高轻视地位低的人；法令严明，君主就能受到尊崇而不受侵犯。君主得到尊崇而不被侵犯，那么君主就会强势而掌握治国的要领，所以先王把法令看得很重并将它传下来。君主如果放弃法制而用私意办事，那君臣就没有区别了。

《韩非子·有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