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枚《方君柯亭传》

袁枚
原文：
    叙奇行易，叙庸行难。古今文人，都操此论。然而庸德庸行，圣人所重。故曰：“中庸不可能。”人果能于伦常日用间为人之所不能为，则庸中之奇，又何尝不觥觥兀立耶？吾于方君柯亭见其人矣。
    君讳源聚，字函光，号柯亭，古歙人也。生而孤露，事亲孝，行己恭。家业先丰后啬。或为君危，君慨然曰：“穷通，命也。素位而行，道也。吾何容心哉？”早废举子业，贸迁有无。稍稍自立，便趋人之急。乡党义举，赴之若热。辛未岁大饥，君出境购粟，还乡平粜，赖以存活者无算。同产六人，其季早亡。兄弟析产时，君又慨然曰：“媰孀抚孤，傫然孑立，薪水殊艰。我丈夫也，自食其力，安用祖宗余庇耶？”遂却所分田产，全以畀之。嗟乎！仁义不行，《鹿鸣》兴刺。今之人，往往争一缺口盆、折足几，兄弟勃谿者，比比也。即史载薛包分家，奴婢取其老病者，田庐受其荒顿者，号称古之贤豪。然彼终有所受分，非脱手不取也，以君相较，其义心清尚，不更加古人一等哉！至于葺琳宇，修浮图，又其末节余行，不足为君异也。
    君以捐修城工议叙主簿，年六十而卒。子五人，名如川者，九岁能诗，以文噪于时。今年就试金陵，饷隃麋百螺①，上镌“随园先生著书之墨”，曰：“昔韩昌黎能文，求传志者辇金币如山如川。家贫无能为役，故辛苦捶烟，为先生润笔，为先人乞传。”余嘉其意而不忍辞也。
    论曰：传记之体，有叙无断。常谓苏子瞻作温公神道碑以一诚字相贯串，是温公论，非温公碑也。然事迹少不得以议论行之。太史公叙屈原、伯夷，参入己意，方有波澜回折。余书方君，亦此意也。
【注释①】隃麋百螺：隃麋，地名，墨的代称。螺，量词。

译文：
    叙写不寻常的事迹容易，叙写寻常的事情很难。古今的文人，都秉持这个观点。然而平常的品德寻常的行为，却正是圣人所看重的。所以孔子曾说：“真正做到中庸是不可能的”。一个人如果能在日常生活中做出常人做不到的事情，就是常人中的奇人，又何尝不能雄立（于世）呢？方先生就是这样的人啊。
    方君名源聚，字函光，号柯亭，古歙人。先生一出生父亲就去世了，他侍奉母亲很孝顺，待人处世很谦恭。家境开始很丰裕后来却窘困了。有人为他担忧，他却慨然说：“困窘还是显达，是命。安于本分，是道。（贫富）我怎会放在心上呢？”先生很早就放弃了科举仕途，去做生意。生计刚能自给，就热心于救助他人的危难。乡里仗义疏财的事，他都热心参与。辛未年大饥荒，先生离开家乡买粮食，回乡后以平价卖出，仰赖他活下来的人不计其数。兄弟六人，最小的弟弟早亡。兄弟分家产时，先生又慨然说：“一个寡妇抚养孤儿，孤苦可怜，维持生计特别不容易。我是男子，能够自食其力，哪里需要祖上留下来的财产呢?”于是推却所分到的田产，全部给了小弟弟一家。唉！仁义得不到施行，《鹿鸣》一诗加以讽刺。现在的人，往往为了争一口破口的盆、一张缺腿的桌子，兄弟争吵的事情，到处都是。即如史载薛包分家的事，奴婢（薛包）只选取其中年老病弱的，田产房屋（薛包）只要那荒瘠破败的，就被称为古代的贤士豪杰。但是（薛包）他最终还是有所接受的，不是完全不取，拿方君和他比较，（方君）的道义之心和高尚节操，不是更加超出古人一等吗！至于方君在家乡修寺院、建佛塔，只是些细枝末节的事情，不能算他的奇异之行。
    方君因为为修城捐款被地方举荐为主簿，六十岁时去世了。方君有五个儿子，其中一个叫如川的，九岁就能写诗，凭借文章名噪一时。今年来金陵应试，送我百枚好墨，上面刻着“随园先生著书之墨”，说：“先前韩昌黎擅长为文，求他写传文的人用车子装着大量的钱物。我家里贫穷，又没有能供人驱使的才能，自己辛苦制作了这些墨，作为给先生的报酬，求先生为父亲写一篇传。”我赞赏他的心意不忍心拒绝他。
    论曰：传记这一文体，本应客观叙述而无主观论断。我曾经认为苏轼写温公神道碑用一“诚”字贯穿全篇，这是温公论，不是温公碑传。但是传主事迹太少不得已加些主观议论，太史公为屈原、伯夷作传，加入自己的主观评价，文章才有波澜曲折。我作方君传，也是出于这一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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