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巩《与孙司封书》

曾巩
原文：
    皇祐三年，司户孔宗旦策智高必反，以书告其将陈珙。珙不听，宗旦言不已。珙怒诋之曰：“司户狂邪?”四年，智高出横山，略其寨人，因其仓库而大赈之。宗旦又告曰：“事急矣，不可以不戒。”珙又不从。凡宗旦之于珙，以书告者七，以口告者多至不可数。度珙终不可得意，即栽其家走桂州，曰：“吾有官守不得去，吾亲毋为与死此。”既行之二日，智高果反，城中皆应之。宗旦犹力守南门，为书召邻兵，欲拒之。城亡，智高得宗旦，喜欲用之。宗旦怒曰：“贼!汝今立死，吾岂可污邪!”骂不绝口。智高度终不可下，乃杀之。
    当其初，使宗旦言不废，则邕州之祸必不发。发而吾有以待之，则必无事。使独有此一善，固不可不旌，况其死节堂堂如是!而其事未白于天下。比见朝廷所宠赠南兵以来伏节死难之臣，宗旦乃独不与，此非所谓“曲突徙薪无恩泽，焦头烂额为上客”邪?
    使宗旦初无一言，但贼至而能死不去，固不可以无赏。盖先事以为备，全城而保民者，宜责之陈珙，非宗旦事也。今猥令与陈珙同戮，既遗其言，又负其节。为天下者，赏善而罚恶；为君子者，乐道人之善，乐成人之美。岂当如是邪?凡南方之事，卒至于破十余州，覆军杀将，丧元元之命，竭山海之财者，非其变发于隐伏，而起于仓卒也。内外上下有职事者，初莫不知，或隐而不言，或忽而不备，苟且偷托，以至于不可御耳。有一人先能言者，又为世所蔽，令与罪人同罚，则天下之事，其谁复言耶?
闻宗旦非独以书告陈珙，当时为使者于广东西者，宗旦皆历告之。今彼既不能用，惧重为己累．必不肯复言宗旦尝告我也。为天下者，犹须力开言者之路，以防未至之患。况天下之事，其可忧者甚众。而当世之患，莫大于人不能言与不肯言，而甚者或不敢言也。则宗旦之事，岂可不汲汲载之天下视听，显扬褒大其人，以惊动当世耶?
    (选自《与孙司封书》，有删改

译文：
    皇祜三年，司户孔宗旦策算到侬智高一定会造反，就写信向州将陈珙报告。陈珙没有听从，宗旦劝说不止。陈珙怒斥他：“司户发疯了吗？”皇祜四年，侬智高越过了横山寨，掠取了寨里人，凭借寨中的仓库赈济百姓。宗旦又告诫说：“事情危急了，不能不防御啊！”陈珙又不听从。宗旦对陈珙，书面告诫共有七次，口头告诫多得数不清楚。宗旦估计陈珙终究不会接受自己的意见，就把家人送去桂州避难，说：“我有官职在身，不能离去，我的亲人不必要与我一起死在这里。”他的家人走了二天后，侬智高果然造反，城中将士都响应他。宗旦仍然奋力守住南门，并写信向邻近州县讨救兵，想抵挡侬智高。城破，侬智高抓住了宗旦很高兴，想任用他。宗旦怒道：“反贼！你现在马上就要死了，我岂能受此污辱！”骂不住口。侬智高思量终究不能降服他，就杀了他。
    当初，假如宗旦的话不被废弃，那么邕州的战祸就一定不会发生。发生了战祸而我方有所防备，就一定不会有什么大事。即使只有这一点好处，原已不可不加以表彰，何况他临死时气节如此之崇高！然而他的事迹却未能大白于天下。最近见到朝廷优宠封赠对南方用兵以来尽节死难的臣子的名单，宗旦却独独不在其中。即使宗旦当初不讲一句话，仅仅贼兵到来时能宁死不离职守，本已不可不给予奖赏。因为在事先作好防备，保全城池与人民，应该是陈珙的责任，而不是宗旦的事情。现在随意地判定他与陈珙同罪，既忘记了他的忠言，又辜负了他的高节。治理天下的人，本应赏善罚恶；作为君子，则乐于称道别人的善行，乐于成全他人的好事。难道应当像现在这样处置吗？至于南方的战争，最终发展到了失陷十余州，军队覆没，将吏被杀，人民丧命，国家耗尽财力的地步，不是因为事发之前没有迹象，祸起突然无法应付。内外上下的官吏在战祸将起之时没有不知道的，但他们有的隐瞒不说，有的疏忽无备，苟且偷安，互相推诿，发展到了无法抵御的地步。有一个事先敢说的，又被世人欺蒙埋没，让他与罪人受同样的惩罚，对于天下大事，难道还有谁肯说呢！
    听说宗旦不单单写信告诫陈珙，凡是当时在广东西路任转运使的，宗旦都一一告诫过他们。现在，他们既没有听宗旦之言，又害怕连累自己，一定不肯再说“宗旦已经告诫过我”了。对于治理天下的人来说，还必须力开言路，以防止尚未来临的祸患。何况天下的事情，可忧虑的还很多，而当前的弊病，没有比人们不能说话和不肯说话，有的甚至不敢说话更大的了。这样看来，宗旦的事迹，怎么可以不急切地让天下人看到和听到，表彰赞扬他，来震动当世呢！

曾巩《与孙司封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