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李氏山房藏书记》

苏轼
原文：
    （1）象犀珠玉怪珍之物，有悦于人之耳目，而不适于用。金石、草木、丝麻、五谷、六材，有适于用而用之则弊，取之则竭。悦于人之耳目而适于用，用之而不弊、取之而不竭，贤不肖之所得各因其才，仁智之所见各随其分，才分不同而求无不获者，惟书□！
    （2）自孔子圣人，其学必始于观书。当是时，惟周之柱下史①老聃为多书。韩宣子适鲁，然后见《易象》与《鲁春秋》。季札聃于上国②，然后得闻风、雅、颂。而楚独有左史倚相③，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士之生于是时，得见“六经”者盖无几，其学可谓难矣！而皆习于礼乐，深于道德，非后世君子所及。自秦汉以来，作者益众，纸与字画日趋于简便，而书益多，士莫不有，然学者益以苟简，何哉？余犹及见老儒先生，自言其少时，欲求《史记》、《汉书》而不可得；幸而得之，皆手自书，日夜诵读，惟恐不及。近岁市人转相摹刻，诸子百家之书，日传万纸。学者之于书，多且易致如此，其文词学术，当倍蓰④于昔人；而后生科举之士，皆束书不观，游谈无根，此又何□？
    （3）余友李公择，少时读书于庐山五老峰下白石庵之僧舍。（A）公择既去，而山中之人思之，指其所居为李氏山房。藏书凡九千余卷。公择既已涉其流，探其源，采剥其华实，而咀嚼其膏味，以为己有，发于文词，见于行事，以闻名于当世矣。而书固自如也，未尝少损。将以遗来者，供其无穷之求，而各足其才分之所当得。是以不藏于家，而藏于其故所居之僧舍，此仁者之心也。
    （4）余既衰且病，无所用于世，惟得数年之闲，尽读其所未见之书，而庐山固所愿游而不得者。盖将老焉，尽发公择之藏，拾其余弃以自补，庶有益乎？而公择求余文以为记，乃为一言，使来者知昔之君子见书之难，而今之学者有书而不读为可惜也。
【注】 ①柱下史：掌管王室藏书的官。老聃曾任东周王室柱下史。②上国：中原地区的诸侯国，此指鲁国。③倚相：春秋时楚国的史官。周代史官分左史、右史。④倍蓰：超过数倍。蓰，本意为五倍，此处泛指。

译文：
    象牙、犀角、珍珠、宝玉等奇异珍贵之物，能让人看了感到愉悦，然而不适于实用。金、石、草、木、丝、麻、五谷、六材，能适于实用，但用过就败坏，索取就穷尽。能让人看了感到愉悦，而又适于实用；用它而不坏，取它而不尽；贤和不贤的收获，各凭他们的才华；仁者和智者的见解，各随他们的天分；尽管才华天分各不相同，然而只要求取就没有人无收获的，只有书啊！
    孔子这样的圣人，他的学习一定从读书开始。在这个时候，只有周朝的柱下史老聃掌管很多书。韩宣子到鲁国，然后见到《易象》和《鲁春秋》。季札被中原诸侯国邀请，然后才能听到《诗经》的风、雅、颂。而楚国只有左史倚相，能读到《三坟》《五典》《八索》《九丘》。读书人生在这个时代，能见到《六经》的大概没有多少，他们的学习可说是很困难的。然而他们对礼乐都很熟悉，道德修养都很深厚，不是后代的君子所能赶上的。
    从秦汉以来，写文章的人更多，造纸方法和文字笔画一天比一天趋向简便，而书也更多，世人没有谁不拥有，然而学习的人愈加地马虎不认真，什么道理呢？我还赶上看见老儒先辈，自称他们年轻时，要想求取《史记》《汉书》而不能得到，侥幸得到了，都亲手抄写，日夜诵读，惟恐来不及读。近年书商辗转翻刻，诸子百家的书，一天要流传一万张纸，书对学习的人来说，多而且容易获取到这样的地步，他们的文章学术，理应超过前人好多倍，然而年轻的科举士子，都把书捆起来不读，谈吐没有根底，这又是什么道理呢？
    我的朋友李公择，年轻时在庐山五老峰下白石庵的僧房中读书。公择离开后，山中人怀念他，把他住过的僧房命名为“李氏山房”，藏书共九千多卷。公择涉猎其流，探索其源以后，吸取它们的精华，咀嚼它们的韵味，而转化为自己的学养，表述在文章上，落实在行动上，而在当代出名了。然而书还是和先前一样，未曾稍有损坏。他将它赠送给后来之人，供他们无穷无尽地索求，而满足不同才分的人各自相应的需求。因此不把书藏在家中，而藏在先前所居的僧房。这是仁者的心思啊！
    我既衰弱又生病，没有什么可被世人利用，希望能有数年的空闲，全部读完那些未曾见过的书。而庐山本来想去游览但不能成行，(如能成行)恐怕我将终老在那里了。我将全部打开公择的藏书，拾取他丢弃的书来充实自己，或许有益吧？公择要求我写篇文章以作藏书记，于是替他写了几句，让后来主人知道从前君子读书的困难，而现在求学的人有书却不读是可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