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孟轲论》

苏轼
原文：
    盖尝求之于六经【1】，至于《诗》与《春秋》之际，而后知圣人之道，始终本末，各有条理。夫正化之本，始于天下之易行。天下固知有父子也，父子不相贼，而足以为孝矣。天下固知有兄弟也，兄弟不相夺，而足以为悌矣。孝悌足而王道备。此固非有深远而难见，勤苦而难行者也。故《诗》之为教也，使人歌舞佚乐，无所不至，要在于不失正焉而已矣。《春秋》力争于毫厘之间，而深明乎疑似之际，截然其有所必不可为也。不观于《诗》，无以见王道之易。不观于《春秋》，无以知王政之难。
自孔子没，诸子各以所闻著书，而皆不得其源流，故其言无有统要，若孟子，可谓深于《诗》而长于《春秋》者矣。其道始于至粗，而极于至精。充乎天地，放乎四海，而毫厘有所计。至宽而不可犯，至密而不可察，此其中必有所守，而后世或未之见也。
    孟子尝有言矣:“人能充其无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胜用也。人能充其无欲为穿窬【2】之心，而义不可胜用也。士未可以言而言，是以言餂【3】之也。可以言而不言，是以不言餂之也。是皆穿窬之类也。”惟其不为穿窬也，而义至于不可胜用。故曰:其道始于至粗，而极于至精。充乎天地，放乎四海，而毫厘有所必计。呜呼，此其所以为孟子欤!后之观孟子者，无观之他，亦观诸此而已矣。
（取材于苏轼《孟轲论》，有删改）
注释：【1】六经：指儒家经典《诗》《书》《礼》《易》《乐》《春秋》。【2】穿窬(yú)：穿墙（偷盗）。【3】餂(tiǎn)：取，谋取。

译文：
    大凡曾经专注研究六经的人，只有读懂了《诗经》与《春秋》之后，才能够知道圣人的道理，事物的开始、结束和本末，各有一定的规律。匡正行为和教化人民的根本，就是要从天下人容易做的事开始。天下人都知道父子关系。父子不互相侵害，就足以形成敬孝老人的风气;天下人都清楚有兄弟之情，兄弟之间不相互掠夺，这就足以形成“悌”的民风。孝悌这种民风浓厚了，建立王道的条件就具备了。这些道理本来并不高深或难以理解，也不是什么需要付出很大辛苦而难以做到的。所以《诗经》作为教化民众的作用，是教会人们歌舞娱乐，无所不会，重要的在于不要失去正派的风范。《春秋》一书努力在细微的事件之间，揭示历史的是非疑惑，深刻剖析了历史上一些绝对不可重演的行为。不看《诗经》就不会了解建立王道的容易;不看《春秋》就不会知道建立王政的艰难。
    自从孔子逝世之后，诸子百家各自利用他们的见闻著书立说，而都没有真正探寻到孔子学说的源流，所以他们的言论有没有都不重要。可是像孟轲，可以说是深刻理解了《诗经》而又专长研究《春秋》的人。他讲的道理从粗浅之处开始而在细微之处达到了极点。宏大到天地之间、传播于四海之内，毫厘之间的细小的事情有所论述。非常地广泛而没有出现漏洞，相当地细密而不能出现谬误，这其中必定有他一定的信念，而后世学者们可能还没有理解。
    而且孟子曾经说过:“每个人都能够怀着一颗没有私欲、不去害人的善良之心，这个世道上的仁德就可以用不完了。每个人都能够怀着一颗没有私欲和穿墙偷盗之心，世间的义也就用不完了。士大夫们说一些自己不该说的话，是为了用这些话谋得某些利益;而有些该说的话不说，是以这种不说话的方式得到利益。这都是类似偷窃的行为。”唯有不求得到私利而言行，世间的“义”才能成为不可用尽的财富。唯有世人们都认为那些喜欢说不该说的话或者该说的话不说的人，其罪与偷盗一样。所以说:孟子的道理开始于非常粗浅的常识，而在精密之处又达到极点。充满天地之间，传播于四海之内外，而毫厘之间的细微事物都有所论述。鸣呼，这正是他之所以成为亚圣孟子的原因!后世研究孟子的人，不研究其他的方面，也必须重视这一领域。

苏轼《孟轲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