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德为薛应旂《方山文录》作题序。

公元1553年　九月
欧阳德为薛应旂《方山文录》作题序。

薛应旂以八股文擅名一时，著述非其所长。题序云：“余因忆王玉溪尝谓吕泾野曰：李献吉真奇才也，一为歌行近体即如李、杜，一为古诗乐府即如曹、刘、阮、谢，一为赋记序书即如屈、宋、贾、马，其殆可传也已！径野曰：惜哉！向使其一为《定性》、《订顽》即如程、张，一为《大学》、《中庸》即如曾、思，不尤愈乎？仲常固习闻径野之说者也。今观所录文，触机感事，舒愫发情，皆训辞格论，未尝有意于文，而巽法抑扬，动中矩矱，殆阐《定性》、《订顽》之精蕴，而优入《学》、《庸》之堂室，反诸身心可验，质诸古今可稽，而措诸天下可行，盖非空言无物，徒以斗奇争胜，娱心志而悦耳目也。如是为文，文在兹矣。乃知仲常之道，固将垂之久远，而未可以方所限也，尚得与文人例论哉？仲常当自慰而益懋矣。嘉靖癸丑秋九月既望，泰和南野欧阳德崇一甫书于西内之直庐。”（《方山先生文录》卷首）薛应旂（1500一1570后），字仲常，武进人。嘉靖乙未（1535）进士，除慈溪知县，转南吏部主事，历浙江提学副使。有《方山集》。薛应旂集序，今所知最早为崔铣《薛子诗稿题辞》（署“嘉靖庚子夏四月望，相台崔铣”)；嗣后陆续有欧阳德《题方山文录》；马理《方山先生文录序》，署“嘉靖乙卯（1555）秋九月既望，三原马理伯循甫序”；赵时春《方山先生文录序》，署“嘉靖乙卯腊日平凉赵时春景仁甫撰”；刘仕《方山薛先生外录序》，署“嘉靖丙辰（1556）春二月朔，前进士，尚书司寇郎，鄜南刘仕谨序”；黄佐《方山先生随寓录序》，署“嘉靖己未（1559）仲春既望，泰泉山人黄佐才伯甫撰”；何良俊《薛方山随寓录序》、向程《方山先生摘论题辞》作序年月未详。《静志居诗话》卷十二《薛应旂》：“方山以帖括擅长，既负时名，遂专著述。所续《通鉴》，孤陋寡闻，如王偁、李焘、杨仲良、徐梦莘、刘时举、彭百川、李心传、叶绍翁、陈均、徐自明，诸家之书，多未寓目。并辽、金二史，亦削而不书。惟道学宗派特详尔。《宪章录》一编，似未睹实录而成者。若《浙江通志》，简略太甚，俾后之欲知前事者，漫无考稽。文献不足征，是谁之过与？昔刘仲原父谓：‘可惜欧九不读书。’览方山遗编，颇同此恨。诗其余艺，不必论也。”《四库全书总目》集部别集类存目四著录薛应旂《方山文录》二十二卷，提要曰：“其学初出于邵宝，后从泰和欧阳德。德，姚江派也。又从高陵吕柟。柟，河东派也。故所见出入朱、陆之间。然先入为主，宗良知者居多。集中论学之语，互有醇疵，盖由于此。至其《识势论》中称‘党锢兴而汉社屋，玄谈盛而晋室倾，清流浊而唐祚移，学禁作而宋舟覆。其初文雅雍容，议论标致，不过起于一二人之猎胜。而其究乃致怨恶沸腾于寰中，干戈相寻于海内，而溃败不可收拾’云云。若于七八十年之前预见讲学之亡明者，则笃论也。其文章当李、何崛起之时，独毅然不变于风气。然应旂以时文擅长，古文特自抒胸臆，惟意所如。故往往轻快有余，少停蓄深厚之意。如十五卷《费文通传》，称‘公生成化癸卯三月十四日，距卒六十有六年。初娶娄氏，以产卒。继娶金溪吴都御史女，复卒。俱赠夫人。五子，长某，次某’云云。此志状之文，非传之体，于文格亦多未合。所谓不践迹亦不入于室者欤？所作史论，如汉武帝、苏轼诸篇，特为平允。而汉文帝论中称贾生不死，文帝终必用之。贾谊论中又称文帝终不能用之。取快笔端，自相矛盾，亦不可尽据为典要也。”

张说议封封禅仪．并改定封禅乐章。

储光羲自长安赴洛阳，途中赋诗赠祖咏。

玄宗东封泰山，行次成皋，有诗作，苏颋、张九龄、张说应制奉和。

玄宗封禅泰山，与张说等各制铭颂以纪其事。

张说为尚书右丞相兼中书令。

刘晏十岁，献颂泰山行在，授太子正字。

玄宗自泰山归，经孔子宅，有诗作，张说、张九龄和之。

玄宗东封还至汴州，李邕谒见，献词赋，甚称上旨。

玄宗返回东都，君臣赋诗唱和。

吏部置十铨，有题诗议其事者。

王昌龄自塞外归至扶风，赋诗咏怀；此前一二年间昌龄有塞外之行，作边塞诗多首。

塞乐府诗，亦系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