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乙为魏使楚，诋毁楚之贵幸州侯及楚相昭奚恤于楚王前。

公元-352年　月份不详
江乙为魏使楚，诋毁楚之贵幸州侯及楚相昭奚恤于楚王前。

“狐假虎威”、“恶狗溺井”寓言即出自江乙论昭奚恤之语。《战国策。楚策一》载：“江乙为魏使于楚，谓楚王曰：‘臣入境，闻楚之俗不蔽人之善，不言人之恶，诚有之乎?’王曰：‘诚有之。’江乙曰：‘然则白公之乱得无遂乎！诚如是，臣等之罪免矣。’楚王曰：‘何也?’江乙曰：‘州侯相楚，贵甚矣而主断，左右俱曰无有，如出一口矣。’”文中“州侯”为楚幸臣，封于州。江乙恶昭奚恤，《楚策一》还有《江乙欲恶昭奚恤于楚》、《江乙欲恶昭奚恤于楚王》、《江乙恶昭奚恤》各章。《江乙恶昭奚恤》章载其为魏使楚时，对楚王说：“人有以其狗为有执而爱之。其狗尝溺井，其邻人见狗之溺井也，欲入言之。狗恶之，当门而噬之。邻人惮之，遂不得入言。邯郸之难，楚进兵，大梁取矣。昭奚恤取魏之宝器。以臣居魏知之，故昭奚恤常恶臣之见王。”《韩非子·内储说上·七术》亦载此事。江乙与楚王谈话言及“邯郸之难”。据《战国策·齐策一》，《史记·魏世家》、《赵世家》、《田完世家》、《六国年表》，魏惠王拔赵邯郸在周显王十六年（前353年）。由江乙谈话内容可知，其使楚在“邯郸之难”后次年，即前352年。《江乙恶昭奚恤》章所说“大梁取矣”并非事实。据《史记·赵世家》、《魏世家》及《六国年表》，前354年，魏惠王伐赵，围邯郸。次年，楚侵魏地。《战国策·楚策一》载：“邯郸之难，昭奚恤谓楚王曰：‘王不如无救赵而以强魏，魏强，其割赵必深矣。赵不能听，则必坚守，是两弊也。’景舍曰：‘不然。昭奚恤不知也。……魏、赵相弊而齐、秦应楚，则魏可破也。’楚因使景舍起兵救赵。邯郸拔，楚取睢、濊之间。”睢、濊为二水名，属魏之东南境，其地近楚。实际上，楚非诚心救赵，而是借救赵之名，乘机取利。昭奚恤在侵魏时夺魏之宝器，为江乙所知。江乙为魏人，对昭奚恤所作所为深恶之。依《资治通鉴》、《大事记》，昭奚恤于前354年或次年相楚。此前，“昭奚恤常恶臣之见王”，即因江乙知其隐私，而江乙在前352年后亦仕楚。《战国策·楚策一》载：“荆宣王问群臣曰：‘吾闻北方之畏昭奚恤，果诚何如?’群臣莫对。江乙对曰：‘虎求百兽而食之，得狐。狐曰：子无敢食我也，天帝使我长百兽，今子食我，是逆天命也。子以我为不信，吾为子先行，子随我后，观百兽之见我而敢不走乎? 虎以为然，故遂与之行。兽见之皆走。虎不知兽畏己而走也，以为畏狐也。今王之地方五千里，带甲百万，而专属之昭奚恤，故北方之畏昭奚恤也，其实畏王之甲兵也，犹百兽之畏虎也。’”《新序·杂事》等亦有记载。此段记载显出江乙辩论技巧之高。江乙答楚王问、仕楚在本年或后。《战国策·楚策一》载：“昭奚恤与彭城君议于王前，王召江乙而问焉。江乙曰：‘二人之言皆善也，臣不敢言其后，此谓虑贤也。’”彭城君，楚宣王时封君；彭城，楚邑，今江苏徐州市。此章江乙不言昭奚恤之非，与别章异。故缪文远《战国策新校注》云：“此章言江乙不议昭奚恤之是非，与它章江乙屡恶昭奚恤之言不类，或此乃楚王面昭奚恤而召问江乙，故其言若此欤?”江乙为聪明善辩之人，其观情势，在楚王前对昭奚恤或不一味贬斥之。江乙此年或稍后仕楚。

高彪或于此年举孝廉，除郎中，校书东观；数奏文章赋颂，灵帝异之；作《督军御史箴》，蔡邕甚美其文。

张昭二十岁，察孝廉，不就；与王朗共论旧君讳事。

杨修生（175—219)。

蔡邕作《伯夷叔齐碑》。

试太学生六十以上百余人，除郎中、太子舍人、至王家郎、郡国文学吏。

刘陶辟司徒掾，与司徒杨赐议平黄巾帅张角事。

卢植为庐江太守。

郦炎二十七岁，作《七平》。

许靖约二＋五岁，或于此年为计吏。

华歆二十岁，与管宁、邴原友善，俱外出游学，时人号三人为“一龙”，华歆为龙头，邴原为龙腹，管宁为龙尾。

管宁十九岁，与华歆、邴原相友，俱游学异国。

蔡琰约六岁，听音辨绝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