卫人作《定之方中》之诗，美卫文公能复国养民。

公元-658年　月份不详
卫人作《定之方中》之诗，美卫文公能复国养民。

《诗序》云：“《定之方中》，美卫文公也。卫为狄所灭，东徙渡河，野处漕邑。齐桓公攘戎狄而封之。文公徒居楚丘，始建城市而营宫室，得其时制，百姓说之，国家殷富焉。”郑《笺》从之。孔颖达《正义》结合史事解说诗义最为允当。孔氏云：“作《定之方中》诗者，美卫文公也。卫国为狄人所灭，君为狄人所杀，城为狄人所入。其有遗余之民，东徙渡河，暴露野次，处于漕邑。齐桓公攘去戎狄而更封之，立文公焉。文公乃徙居楚丘之邑，始建城，使民得安处。始建市，使民得交易。而营造宫室，既得其时节，又得其制度，百姓喜而悦之。民既富饶，官亦充足，致使国家殷实而富盛焉，故百姓所以美之。言封者，卫国已灭，非谓其有若新造之然，故云封也。言徙居楚丘，即二章升墟、望楚、卜吉、终臧，是也。而营宫室者，而首章‘作于楚宫’，‘作于楚室’，是营宫室也。建城市，经无其事，因徙居而始筑城立市，故连言之。毛则‘定之方中’，‘揆之以日’皆为得其制。既得其制，则得时可知。郑则‘定之方中’得其时，‘揆之以日’为得其制，既营室得其时，树木为豫备，雨止而命驾，辞说于桑田，故‘百姓说之’。‘匪直人也，秉心塞渊’，是悦之辞也。国家殷富，则‘裃牡三千’是也。”（《毛诗正义》卷三）。王先谦《集疏》卷三云：“《左传闵二年传》：‘卫文公大布之衣、大帛之冠，务材、训农，通高、惠工，敬教、劝学，授方、任能。元年，革车三十乘；季年，乃三百乘。’……此徙居楚丘，始建城市营宫室，国人说而作诗。‘作于楚宫’，《毛传》引仲梁子曰：‘初立楚宫也。’《郑志》：‘仲梁子先师鲁人，当六国时。’案，《礼记·檀弓》有仲梁子，郑注‘鲁人’，疑即其人。又见《韩非子》，称仲梁氏，足证诗古义相承如此。《晋书·刘曜载记》和苞云：‘卫文公承乱亡之后，宗庙社程漂流无所，而犹仰准干象，俯顺民时，以构楚宫，故兴康叔武公之迹，以延九百之庆也。’三家无异义。”由此可见，《毛序》之说可从，故系于此年。

李育约五十岁，为议郎。

贾逵四十七岁，奉诏入讲白虎观、云台，条奏《左氏传大义》，章帝嘉之，令选弟子，教以《左氏》。

桓郁约四十四岁，丧母，请求服丧，章帝命以侍中行服。

牟融约四十三岁，为太尉，参录尚书事。

韦彪或于此年征为左中郎将、长乐卫尉。

曹褒或于此年举孝廉。

杜笃为行车骑将军马防从事中郎，司空第五伦上疏贬斥杜笃。

汉章帝行飨礼，以伏恭为三老。

刘毅封平望侯。

傅毅为兰台令史，拜郎中，与班固、贾逵共典校书，作《显宗颂》。

梁鸿约六十三岁，或于此年适吴，作《适吴诗》；思友人高恢，作《念高子诗》；居吴时，夫妻举案齐眉，相敬如宾，闭门著书十余篇。

李育约五＋一岁，拜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