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之正考父得《商颂》十二篇于周太师，以《那》为首，归以祀其先王。

公元-783年　月份不详
宋之正考父得《商颂》十二篇于周太师，以《那》为首，归以祀其先王。

《诗经·商颂·那》之《序》云：“微子至于戴公，其间礼乐废坏。有正考甫者，得《商颂》十二篇于周之大师，以《那》为首。”《国语·鲁语下》载闵马父之言略同。《那》见于《诗经》，是《商颂》的第一篇，以下依次为《烈祖》、《玄鸟》、《长发》、《殷武》共五首。《毛序》言正考父得《商颂》十二篇，今则仅存五首。郑玄《诗谱·商颂谱》释之云：“商德之坏，武王伐纣，乃以陶唐氏火正阏伯之墟，封封兄微子启为宋公，代武庚为商后。……自后政衰，散亡商之礼乐。七世至戴公时，当宣王，大夫正考父者，校商之名《颂》十二篇于周太师，以《那》为首，归以祀其先王。孔子录诗之时，则得五篇而已，乃列之以备三《颂》。”正考父何时从周太师处得到十二篇《商颂》，史无明文。宋戴公元年当周宣王二十九年，宋戴公十八年周宣王崩。郑玄既言正考父校得《商颂》值周宣王时，必在宣王二十九年至四十六年之间。由于不能确定具体的年代，姑系正考父从周太师处校得《商颂》事于此。至于《商颂》中五首诗的作时，今、古文及近代有不同的说法。《史记·宋微子世家》云：“襄公之时，修行仁义，欲为盟主。其大夫正考父美之，故追道契、汤、高宗，殷所以兴，作《商颂》。”《集解》云：“《韩诗·商颂章句》亦美襄公。”是今文以为《商颂》是宋襄公时正考父所作美襄公之诗，实际是宋诗。古文则认为《商颂》是自商代流传下来的乐歌，见前引《毛序》。自清代以来或主古文，或从今文，聚讼纷纭。至王国维《说商颂》又另立新说，认为《商颂》是宗周中叶宋人所作，后由正考父献之于周太师而被编入《诗经》之中。但不论事实如何，都不否认《诗经》中得以保存《商颂》与正考父有关。

欧阳玄《萧同可诗序》：诗自汉魏以下，莫盛于唐宋。

欧阳玄《罗舜美诗序》：江西诗在宋东都时，宗黄太史，号江西诗派，然不皆江西人也。

欧阳玄《梅南诗序》：诗得于性情者为上，得之于学问者次之；不期工者为工，求工而得工者次之。

刘诜《与揭曼硕学士》：古今文章，甚不一矣。

《研北杂志》卷下：虞伯生学士评诗，谓杨仲弘如百战健儿，范德机似唐临晋帖，揭曼硕似三日新妇，而自谓汉法吏师。

傅若金《赠魏仲章论诗序》：独尝远游，于先辈之以文章名天下而及见之者，邹人范先生、蜀郡虞公、浚仪马中丞，其机轴不同，要皆杰然不可及者也。

陈基《程礼部文集序》：文岂易言哉？国家混一百年，能言之士，莫不各以其所长，驰骋上下，以鸣太平之休风。

《南村辍耕录》卷四：虞伯生先生集、杨仲弘先生载同在京日，杨先生每言伯生不能作诗。

王袆《练伯上诗序》：大江之西，近时言诗者三家，曰文白范公德机、文靖虞公伯生、文安揭公曼硕。

王礼《跋张文忠公帖》：某尝求我朝科目得人之盛，无如延祐首榜，圣继神传，累朝参错。

贝琼《陇上白云诗稿序》：余在钱唐时，与二三子录中州诗总若干首成编，题曰《乾坤清气》。

刘崧《鸣盛集序》：至开元、天宝间，有若李白、杜甫、常建、储光羲、孟浩然、王维、李颀、岑参、高适、薛据、崔颢诸君子，各鸣其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