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汉书．虞诩传》载：汉安帝（刘祜）永初四年（公元一一〇年），羌人反汉，攻破并、梁二州，大将军邓骘以军费不足为借口，打算放弃梁州，准备收缩防区，于是召集公卿大臣商议，遭到虞诩的反对。虞诩力主抗敌，邓骘兄弟因此心怀不满，想伺机中伤虞诩。

“后羌寇武都，邓太后以诩有将帅之略，迁武都太守，引见嘉德殿，厚加赏赐。羌乃率众数千，遮诩于陈仓、崤谷，诩即停军不进，而宣言上书请兵，须到当发。羌闻之，乃分钞傍县，诩因其兵散，日夜进道，兼行百馀里。令吏士各作两灶，日增倍之，羌不敢逼。或问曰：‘孙膑减灶（见本书j部‘减灶’），而君增之。兵法日行不过三十里，以戒不虞（不虞，意料不到的事），而今日且二百里。何也？’诩曰：‘虏众多，吾兵少。徐行则易为所及，速进则彼所不测。虏见吾灶日增，必谓郡兵来迎。众多行速，必惮追我。孙膑见弱（见，音xiàn，显现，显示；见弱，故意显示出弱，以麻痹迷惑敌人），吾今示强，势有不同故也。”

虞诩不机械死搬兵法教条，而是根据战争中敌我双方的实际情况，灵活运用战略战术，他先用疑兵计，假造军情，诳说有援，使敌人不敢穷追，并分散了敌之兵力，使进攻旁县；又用增灶示强的办法，从而摆脱追兵，跳出了重围。

“增灶”是古代军事上以“示强”假象迷惑敌人的战术，与孙膑的“减灶”适成对照，后称为“增灶之计”。

刘大年《东征口号》（三）：“吕梁料敌晨增灶，汾水迎人夜渡关。”（1978年第九期《诗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