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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四十二·居士集卷四十二

卷四十二·居士集卷四十二

  序六首

  集古录目序〈嘉祐七年〉

  物常聚于所好,而常得于有力之强。有力而不好,好之而无力,虽近且易,有不能致之。象犀虎豹,蛮夷山海杀人之兽,然其齿角皮革,可聚而有也。玉出昆仑流沙万里之外,经十余译乃至乎中国。珠出南海,常生深渊,采者腰ㄌ而入水,形色非人,往往不出,则下饱蛟鱼。金矿于山,凿深而穴远,篝火糇粮而后进,其崖崩窟塞,则遂葬于其中者,率常数十百人。其远且难而又多死祸,常如此。然而金玉珠玑,世常兼聚而有也。凡物好之而有力,则无不至也。

  汤盘,孔鼎,岐阳之鼓,岱山、邹峄、会稽之刻石,与夫汉、魏已来圣君贤士桓碑、彝器、铭诗、序记,下至古文、籀篆、分隶诸家之字书,皆三代以来至宝,怪奇伟丽、工妙可喜之物。其去人不远,其取之无祸。然而风霜兵火,湮沦摩灭,散弃于山崖墟莽之间未尝收拾者,由世之好者少也。幸而有好之者,又其力或不足,故仅得其一二,而不能使其聚也。  夫力莫如好,好莫如一。予性颛而嗜古,凡世人之所贪者,皆无欲于其间,故得一其所好于斯。好之已笃,则力虽未足,犹能致之。故上自周穆王以来,下更秦、汉、隋、唐、五代,外至四海九州,名山大泽,穷崖绝谷,荒林破冢,神仙鬼物,诡怪所传,莫不皆有,以为《集古录》。以谓转写失真,故因其石本,轴而藏之。有卷帙次第,而无时世之先后,盖其取多而未已,故随其所得而录之。又以谓聚多而终必散,乃撮其大要,别为录目,因并载夫可与史传正其阙谬者,以传后学,庶益于多闻。

  或讥予曰:“物多则其势难聚,聚久而无不散,何必区区于是哉?”予对曰:“足吾所好,玩而老焉可也。象犀金玉之聚,其能果不散乎?予固未能以此而易彼也。”庐陵欧阳修序。

  思颍诗后序〈治平四年〉

  皇祐元年春,予自广陵得请来颍,爱其民淳讼简而物产美,土厚水甘而风气和,于时慨然已有终焉之意也。尔来俯仰二十年间,历事三朝,窍位二府,宠荣已至而忧患随之,心志索然而筋骸惫矣。其思颍之念未尝少忘于心,而意之所存亦时时见于文字也。  今者幸蒙宽恩,获解重任,使得待罪于亳,既释危机之虑,而就闲旷之优,其进退出处,顾无所系于事矣。谓可以偿夙志者,此其时哉!因假道于颍,盖将谋决归休之计也。乃发旧稿,得自南京以后诗十余篇,皆颍之作,以见予拳拳于颍者非一日也。不类倦飞之鸟然后知还,惟恐勒移之灵却回俗驾尔。治平四年五月三日,庐陵欧阳修序。

  归田录序〈治平四年〉

  《归田录》者,朝廷之遗事,史官之所不记,与夫士大夫笑谈之余而可录者,录之以备闲居之览也。

  有闻而诮余者曰:“何其迂哉?子之所学者,修仁义以为业,诵六经以为言,其自待者宜如何?而幸蒙人主之知,备位朝廷,与闻国论者,盖八年于兹矣。既不能因时奋身,遇事发愤,有所建明,以为补益,又不能依阿取容,以徇世俗。使怨嫉谤怒丛于一身,以受侮于群小。当其惊风骇浪卒然起于不测之渊,而蛟鳄鼋鼍之怪方骈首而窥伺,乃措身其间以蹈必死之祸。赖天子仁圣,恻然哀怜,脱于垂涎之口而活之,以赐其余生之命。曾不闻吐珠、衔环,效蛇雀之报。盖方壮也,犹无所为,今既老且病矣,是终负人主之恩,而徒久费大农之钱,为太仓之鼠也。为子计者,谓宜乞身于朝,远引疾去,以深戒前日之祸,而优游田亩,尽其天年,犹足窍知止之贤名。而乃裴回俯仰,久之不决。此而不思,尚何归田之录乎?”

  余起而谢曰:“凡子之责我者,皆是也,吾其归哉,子姑待。”治平四年九月乙未,欧阳修序。

  诗谱补亡后序〈熙宁三年〉

  欧阳子曰:昔者圣人已殁,六经之道几熄于战国,而焚弃于秦。自汉已来,收拾亡逸,发明遗义,而正其讹缪,得以粗备,传于今者岂一人之力哉!后之学者因迹前世之所传,而较其得失,或有之矣。若使徒抱焚余残脱之经,伥伥于去圣千百年后,不见先儒中间之说,而欲特立一家之学者,果有能哉?吾未之信也。然则先儒之论,苟非详其终始而抵牾,质于圣人而悖理害经之甚,有不得已而后改易者,何必徒为异论以相訾也。

  毛、郑于《诗》其学亦已博矣。予尝依其笺、传,考之于经而证以序、谱,惜其不合者颇多。盖《诗》述商、周,自《生民》、《玄鸟》,上陈稷、契,下迄陈灵公,千五六百岁之间,旁及列国、君臣世次,国地、山川、封域图牒,鸟兽、草木、鱼虫之名,与其风俗善恶,方言训故,盛衰治乱美刺之由,无所不载,然则孰能无失于其间哉?予疑毛、郑之失既多,然不敢轻为改易者,意其为说不止于笺、传,而恨己不得尽见二家之书,未能遍通其旨。夫不尽见其书而欲折其是非,犹不尽人之辞而欲断其讼之曲直,其能果于自决乎?其能使之必服乎?

  世言郑氏《诗谱》最详,求之久矣不可得,虽《崇文总目》礻必书所藏亦无之。庆历四年,奉使河东,至于绛州偶得焉。其文有注而不见名氏,然首尾残缺,自周公致太平已上皆亡之。其国谱旁行,尤易为讹舛,悉皆颠倒错乱,不可复考。凡诗《雅》、《颂》,兼列《商》、《鲁》。其正变之风,十有四国,而其次比,莫详其义。惟封国、变风之先后,不可以不知。《周》、《召》、《王》、《豳》同出于周,《邶》、《?》并于卫,《桧》、《魏》无世家。其可考者,《陈》、《齐》、《卫》、《晋》、《曹》、《郑》、《秦》,此封国之先后也;《豳》、《齐》、《卫》、《桧》、《陈》、《唐》、《秦》、《郑》、《魏》、《曹》,此变风之先后也;《周南》、《召南》、《邶》、《?》、《卫》、《王》、《郑》、《齐》、《豳》、《秦》、《魏》、《唐》、《陈》、《曹》,此孔子未删《诗》之前,周太师乐歌之次第也;《周》、《召》、《邶》、《?》、《卫》、《王》、《桧》、《郑》、《齐》、《魏》、《唐》、《秦》、《陈》、《曹》、《豳》,此郑氏《诗谱》次第也;黜《桧》后《陈》,此今《诗》次比也。

  初,予未见郑《谱》,尝略考《春秋》、《史记。本纪。世家。年表》,而合以毛、郑之说,为《诗图》十四篇。今因取以补郑《谱》之亡者,足以见二家所说世次先后甚备,因据而求其得失,较然矣。而仍存其图,庶几以见予于郑氏之学尽心焉耳。夫尽其说而有所不通,然后得以论正,予岂好为异论者哉。凡补其谱十有五,补其文字二百七,〈〔《谱序》自“周公致太平”已上皆亡,其文予取孔颖达《正义》所载之文补足,因为之注。自“周公”以下,即用旧注云。〉增损涂乙改正者三百八十三,而郑氏之谱复完矣。

  续思颍诗序〈熙宁三年〉

  皇祐二年,余方留守南都,已约梅圣俞买田于颍上。其诗曰:“优游琴酒遂渔钓,上下林壑相攀跻,及身强健始为乐,莫待衰病须扶携。”此盖余之本志也。时年四十有四。其后丁家艰,服除还朝,遂入翰林为学士。忽忽七八年间,归颍之志虽未遑也,然未尝一日少忘焉。故其诗曰:“乞身当及强健时,顾我蹉跎已衰老。”盖叹前言之未践也。时年五十有二。自是误被选擢,叨尘二府,遂历三朝。盖自嘉祐、治平之间,国家多事,固非臣子敢自言其私时也。而非才窍位,谤咎已盈,赖天子仁圣聪明,辨察诬罔,始终保全。其出处俯仰,十有二年。今其年六十有四,盖自有蹉跎之叹又复一纪矣。中间在亳,幸遇朝廷无事,中外晏然,而身又不当责任,以谓臣子可退无嫌之时,遂敢以其私言。天子恻然,闵其年犹未也,谓尚可以勉。故奏封十上,而六被诏谕,未赐允俞。今者蒙上哀怜,察其实病且衰矣,既不责其避事,又曲从其便私,免并得蔡,俾以偷安,此君父廓大度之宽仁,遂万物之所欲,覆载含容养育之恩也。而复蔡、颍连疆,因得以为归老之渐,冀少偿其夙愿,兹又莫大之幸焉。

  初,陆子履以余自南都至在中书所作十有三篇为《思颍诗》,以刻于石,今又得在亳及青十有七篇以附之。盖自南都至在中书十有八年而得十三篇,在亳及青三年而得十有七篇,以见余之年益加老,病益加衰,其日渐短,其心渐迫,故其言愈多也。庶几览者知余有志于强健之时,而获偿于衰老之后,幸不讥其践言之晚也。熙宁三年九月七日,六一居士序。  孙子后序

  世所传孙武十三篇,多用曹公、杜牧、陈?注,号“三家孙子”。余顷与撰四库书目,所见《孙子》注者尤多。武之书本于兵,兵之术非一,而以不穷为奇,宜其说者之多也。凡人之用智有短长,其施设各异,故或胶其说于偏见,然无出所谓三家者。三家之注,?最后,其说时时攻牧之短。牧亦慨然最喜论兵,欲试而不得者,其学能道春秋、战国时事,甚博而详。然前世言善用兵称曹公,曹公尝与董、吕、诸袁角其力而胜之,遂与吴、蜀分汉而王。传言魏之诸将出兵千里,公每坐计胜败,授其成算,诸将用之十不失一,一有违者,兵辄败北。故魏世用兵,悉以《新书》从事,其精于兵也如此,牧谓曹公于注《孙子》尤略,盖惜其所得,自为一书。是曹公悉得武之术也。然武尝以其书干吴王阖闾,阖闾用之,西破楚,北服齐、晋,而霸诸侯。夫使武自用其书,止于强伯。及曹公用之,然亦终不能灭吴、蜀,岂武之术尽于此乎,抑用之不极其能也?后之学者徒见其书,又各牵于己见,是以注者虽多而少当也。

  独吾友圣俞不然,尝评武之书曰:“此战国相倾之说也。三代王者之师,司马九伐之法,武不及也。”然亦爱其文略而意深,其行师用兵、料敌制胜亦皆有法,其言甚有次序。而注者汩之,或失其意。乃自为注,凡胶于偏见者皆抉去,傅以己意而发之,然后武之说不汩而明。吾知此书当与三家并传,而后世取其说者,往往于吾圣俞多焉。圣俞为人谨质温恭,仁厚而明,衣冠进趋,眇然儒者也。后世之视其书者,与太史公疑张子房为壮夫何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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