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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十六·居士集卷十六

卷十六·居士集卷十六

  论序一首论二首或问一首

  〈正统论原本七首附〉

  正统论序〈康定元年〉

  臣修顿首死罪言。伏见太宗皇帝时,尝命薛居正等撰梁、唐、晋、汉、周事为《五代史》,凡一百五十篇,又命李?等编次前世年号为一篇,藏之秘府。而?等以梁为伪。梁为伪,则史不宜为帝纪,而亦无曰五代者,于理不安。今又司天所用崇天历,承后唐,书天?至十九年,而尽黜梁所建号。援之于古,惟张轨不用东晋太兴而虚称建兴,非可以为后世法。盖后唐务恶梁,而欲黜之,历家不识古义,但用有司之传,遂不复改。至于?等,初非著书,第采次前世名号,以备有司之求,因旧之失,不专是正,乃与史官戾不相合。皆非是。

  臣愚因以谓正统,王者所以一民而临天下。三代用正朔,后世有建元之名。然自汉以来,学者多言三代正朔,而怪仲尼尝修《尚书》、《春秋》,与其学徒论述尧、舜、三代间事甚详,而于正朔尤大事,乃独无明言,颇疑三代无有其事。及于《春秋》得“十月陨霜杀菽”,二月“无冰”,推其时气,乃知周以建子为正,则三代固尝改正朔。而仲尼曰行夏之时,又知圣人虽不明道正朔之事,其意盖非商、周之为,云其兴也,新民耳目,不务纯以德,而更易虚名,至使四时与天不合,不若夏时之正也。及秦又以十月为正。汉始稍分后元、中元,至于建元,遂名年以为号。由是而后,直以建元之号加于天下而已,所以同万国而一民也。而后世推次,以为王者相继之统。若夫上不戾于天,下可加于人,则名年建元,便于三代之改岁。然而后世僭乱假穷者多,则名号纷杂,不知所从,于是正闰真伪之论作,而是非多失其中焉。

  然尧、舜、三代之一天下也,不待论说而明。自秦昭襄讫周显德千有余年,治乱之迹不可不辨,而前世论者靡有定说。伏惟大宋之兴,统一天下,与尧、舜、三代无异。臣故曰不待论说而明。谨采秦以来讫于显德终始兴废之迹,作《正统论》。臣愚不足以知,愿下学者考定其是非而折中焉。

  正统论上〈康定元年〉

  《传》曰“君子大居正”,又曰“王者大一统”。正者,所以正天下之不正也;统者,所以合天下之不一也。由不正与不一,然后正统之论作。

  尧、舜之相传,三代之相代,或以至公,或以大义,皆得天下之正,合天下于一,是以君子不论也,其帝王之理得而始终之分明故也。及后世之乱,僭伪兴而盗窃作,由是有居其正而不能合天下于一者,周平王之有吴、徐是也;有合天下于一而不得居其正者,前世谓秦为闰是也。由是正统之论兴焉。  自汉而下,至于西晋,又推而下之,为宋、齐、梁、陈。自唐而上,至于后魏,又推而上之,则为夷狄。其帝王之理舛,而始终之际不明,由是学者疑焉,而是非又多不公。自周之亡迄于显德,实千有二百一十六年之间,或理或乱,或取或传,或分或合,其理不能一概。大抵其可疑之际有三:周、秦之际也,东晋、后魏之际也,五代之际也。秦亲得周而一天下,其迹无异禹、汤,而论者黜之,其可疑者一也。以东晋承西晋则无终,以隋承后魏则无始,其可疑者二也。五代之所以得国者虽异,然同归于贼乱也,而前世议者独以梁为伪,其可疑者三也。夫论者何?为疑者设也。尧、舜、三代之始终,较然著乎万世而不疑,固不待论而明也。后世之有天下者,帝王之理或舛,而始终之际不明,则不可以不疑。故曰由不正与不一,然后正统之论作也。  然而论者众矣,其是非予夺,所持者各异,使后世莫知夫所从者,何哉?盖于其可疑之际,又挟自私之心,而溺。于非圣之学也。

  自西晋之灭,而南为东晋、宋、齐、梁、陈,北为后魏、北齐、后周、隋。私东晋者曰:隋得陈,然后天下一。则推其统曰:晋、宋、齐、梁、陈、隋。私后魏者曰:统必有所受。则推其统曰:唐受之隋,隋受之后周,后周受之后魏。至其甚相戾也,则为《南史》者,诋北曰虏;为《北史》者,诋南曰夷。此自私之偏说也。

  自古王者之兴,必有盛德以受天命,或其功泽被于生民,或累世积渐而成王业,岂偏名于一德哉?至于汤、武之起,所以救弊拯民,盖有不得已者,而曰五行之运有休王,一以彼衰,一以此胜,此历官、术家之事。而谓帝王之兴必乘五运者,缪妄之说也,不知其出于何人。盖自孔子殁,周益衰乱,先王之道不明,而人人异学,肆其怪奇放荡之说。后之学者,不能卓然奋力而诛绝之,反从而附益其说,以相结固。故自秦推五胜以水德自名,由汉以来,有国者未始不由于此说。此所谓溺于非圣之学也。  惟天下之至公大义,可以祛人之疑,而使人不得遂其私。夫心无所私,疑得其决,则是非之异论息而正统明。所谓非圣人之说者,可置而勿论也。

  正统论下〈康定元年〉

  凡为正统之论者,皆欲相承而不绝,至其断而不属,则猥以假人而续之,是以其论曲而不通也。  夫居天下之正,合天下于一,斯正统矣,尧、舜、夏、商、周、秦、汉、唐是也。始虽不得其正,卒能合天下于一,夫一天下而居正,则是天下之君矣,斯谓之正统可矣,晋、隋是也。天下大乱,其上无君,僭窃并兴,正统无属。当是之时,奋然而起,并争乎天下,有功者强,有德者王,威泽皆被于生民,号令皆加乎当世。幸而以大并小,以强兼弱,遂合天下于一,则大且强者谓之正统,犹有说焉。不幸而两立不能相并,考其迹则皆正,较其义则均焉,则正统者将安予奋乎?东晋、后魏是也。其或终始不得其正,又不能合天下于一,则可谓之正统乎?魏及五代是也。然则有不幸而丁其时,则正统有时而绝也。故正统之序,上自尧、舜,历夏、商、周、秦、汉而绝,晋得之而又绝,隋、唐得之而又绝,自尧、舜以来,三绝而复续。惟有绝而有续,然后是非公予夺当而正统明。

  然诸儒之论,至于秦及东晋、后魏、五代之际,其说多不同。其恶秦而黜之以为闰者谁乎?是汉人之私论,溺于非圣曲学之说者也。其说有三,不过曰灭弃礼乐,用法严苛,与其兴也不当五德之运而已。五德之说,可置而勿论。其二者特始皇帝之事尔,然未原秦之本末也。  昔者尧传于舜,舜传于禹。夏之衰也,汤代之王;商之衰也,周代之王;周之衰也,秦代之王。其兴也,或以德,或以功,大抵皆乘其弊而代之。初,夏世衰而桀为昏暴,汤救其乱而起,稍治诸侯而诛之,其《书》曰“汤征自葛”是也。其后卒以攻桀而灭夏。及商世衰而纣为昏暴,周之文、武救其乱而起,亦治诸侯而诛之,其《诗》所谓“崇”、“密”是也。其后卒攻纣而灭商。推秦之兴,其功德固有优劣,而其迹岂有异乎?秦之《纪》曰:其先大业,出于颛顼之苗裔。至孙伯翳,佐禹治水有功,唐、虞之间赐姓嬴氏。及非子为周养马有功,秦仲始为命大夫。而襄公与立平王,遂受岐、丰之赐。当是之时,周衰固已久矣,乱始于穆王,而继以厉、幽之祸,平王东迁,遂同列国。而齐、晋大侯,鲁、卫同姓,擅相攻伐,共起而弱周,非独秦之暴也。秦于是时,既平犬夷,因取周所赐岐、丰之地。而缪公以来,始东侵晋,地至于河,尽灭诸戎,拓国千里。其后关东诸侯强僭者日益多,周之国地日益蹙,至无复天子之制,特其号在尔。秦昭襄王五十二年,周之君臣稽首自归于秦。至其后世,遂灭诸侯而一天下。此其本末之迹也。其德虽不足,而其功力尚不优于魏、晋乎?始秦之兴,务以力胜。至于始皇,遂悖弃先王之典礼,又自推水德,益任法而少恩,其制度文为,皆非古而自是,此其所以见黜也。夫始皇之不德,不过如桀、纣,桀、纣不废夏、商之统,则始皇未可废秦也。

  其私东晋之论者曰:周迁而东,天下遂不能一。然仲尼作《春秋》,区区于尊周而黜吴、楚者,岂非以其正统之所在乎?晋迁而东,与周无异,而今黜之,何哉?曰:是有说焉,较其德与迹而然耳。周之始兴,其来也远。当其盛也,规方天下为大小之国,众建诸侯,以维王室,定其名分,使传子孙而守之,以为万世之计。及厉王之乱,周室无君者十四年,而天下诸侯不敢侥幸而窥周。于此然后见周德之深,而文、武、周公之作,真圣人之业也。况平王之迁,国地虽蹙,然周德之在人者未厌,而法制之临人者未移。平王以子继父,自西而东,不出王畿之内。则正统之在周也,推其德与迹可以不疑。

  夫晋之为晋与乎周之为周也异矣。其德法之维天下者,非有万世之计、圣人之业也,直以其受魏之禅而合天下于一,推较其迹,可以曰正而统耳。自惠帝之乱,至于愍、怀之间,晋如线尔,惟嗣君继世,推其迹曰正焉可也。建兴之亡,晋于是而绝矣。

  夫周之东也,以周而东。晋之南也,岂复以晋而南乎?自愍帝死贼庭,琅邪起江表,位非嗣君,正非继世,徒以晋之臣子,有不忘晋之心,发于忠义而功不就,可为伤已!若因而遂窃正统之号,其可得乎?《春秋》之说“君弑而贼不讨”,则以为无臣子也。使晋之臣子遭乎圣人,适当《春秋》之诛,况欲干天下之统哉?若乃国已灭矣,以宗室子自立于一方,卒不能复天下于一,则晋之琅邪,与夫后汉之刘备、五代汉之刘崇何异?备与崇未尝为正统,则东晋可知焉耳。  其私后魏之论者曰:魏之兴也,其来甚远。自昭成建国改元,承天下衰弊,得奋其力,并争乎中国。七世至于孝文,而去夷即华,易姓建都,遂定天下之乱,然后修礼乐、兴制度而文之。考其渐积之基,其道德虽不及于三代,而其为功,何异王者之兴?今特以其不能并晋、宋之一方,以小不备而黜其大功,不得承百王之统者何哉?  曰:质诸圣人而不疑也。今为魏说者,不过曰功多而国强耳。此圣人有所不与也。春秋之时,齐桓、晋文可谓有功矣。吴、楚之僭,迭强于诸侯矣。圣人于《春秋》所尊者周也。然则功与强,圣人有所不取也。论者又曰:秦起夷狄,以能灭周而一天下,遂进之。魏亦夷狄,以不能灭晋、宋而见黜。是则因其成败而毁誉之,岂至公之笃论乎?  曰:是不然也,各于其党而已。周、秦之所以兴者,其说固已详之矣。当魏之兴也,刘渊以匈奴,慕容以鲜卑,苻生以氐,弋仲以羌,赫连、秃发、石勒、季龙之徒,皆四夷之雄者也。其力不足者弱,有余者强,其最强者苻坚。当坚之时,自晋而外,天下莫不为秦,休兵革,兴学校,庶几刑政之方。不幸未几而败乱,其又强者曰魏。自江而北,天下皆为魏矣,幸而传数世而后乱。以是而言,魏者才优于苻坚而已,岂能干正统乎?

  五代之得国者,皆贼乱之君也。而独伪梁而黜之者,因恶梁者之私论也。唐自僖、昭以来,不能制命于四海,而方镇之兵作。已而小者并于大,弱者服于强。其尤强者,朱氏以梁,李氏以晋,共起而窥唐,而梁先得之。李氏因之借名讨贼,以与梁争中国,而卒得之,其势不得不以梁为伪也。而继其后者,遂因之,使梁独被此名也。

  夫梁固不得为正统,而唐、晋、汉、周何以得之?今皆黜之。而论者犹以汉为疑,以谓契丹灭晋,天下无君,而汉起太原,徐驱而入汴,与梁、唐、晋、周其迹异矣,而今乃一概,可乎?

  曰:较其心迹,小异而大同尔。且刘知远,晋之大臣也。方晋有契丹之乱也,竭其力以救难,力所不胜而不能存晋,出于无可奈何,则可以少异乎四国矣。汉独不然,自契丹与晋战者三年矣,汉独高拱而视之,如齐人之视越人也,卒幸其败亡而取之。及契丹之北也,以中国委之许王从益而去。从益之势,虽不能存晋,然使忠于晋者得而奉之,可以冀于有为也。汉乃杀之而后入。以是而较其心迹,其异于四国者几何?矧皆未尝合天下于一也。其于正统,绝之何疑。  或问〈康定元年〉

  或问:“子于《史记。本纪》,则不伪梁而进之,于论正统,则黜梁而绝之,君子之信乎后世者,固当如此乎?”

  曰:“孔子固尝如此也。平、桓、庄之王,于《春秋》则尊之,书曰天王,于《诗》则抑之,下同于列国。孔子之于此三王者,非固尊于彼而抑于此也,其理当然也。梁,贼乱之君也。欲干天下之正统,其为不可,虽不论而可知。然谓之伪,则甚矣。彼有梁之土地,臣梁之吏民,立梁之宗庙社稷,而能杀生赏罚以制命于梁人,则是梁之君矣,安得曰伪哉?故于正统则宜绝,于其国则不得为伪者,理当然也。岂独梁哉,魏及东晋、后魏皆然也。尧、舜、桀、纣,皆君也,善恶不同而已。凡梁之恶,余于《史记》不没其实者,论之详矣。或者又曰:“正统之说,不见于六经,不道于圣人,而子论之,何也?”

  曰:“孔孟之时,未尝有其说,则宜其不道也。后世不胜其说矣,其是非予夺,人人自异,而使学者惑焉,莫知夫所从。又有偏主一德之说,而益之五胜之术,皆非圣之曲学也。自秦汉以来,习传久矣。使孔孟不复出则已,其出而见之,其不为之一辨而止其纷纷乎?此余之不得已也。呜呼!尧、舜之德至矣。夏、商、周之起,皆以天下之至公大义。自秦以后,德不足矣,故考其终始,有是有非,而参差不齐,此论之所以作也。德不足矣,必据其迹而论之,所以息争也。”

  或者又曰:“论必据迹,则东周之时,吴、徐、楚皆王矣,是正而不统也,子独不论,何也?”

  曰:“东周正统,以其不待较而易知,是以不论也。若东晋、后魏,则两相敌而予夺难,故不可以不论。吴、徐、楚非周之敌,虽童子之学,犹知予周也,何必论哉?”

  附论七首。原正统论

  《传》曰“君子大居正”,又曰“王者大一统”。正者,所以正天下之不正也,统者,所以合天下之不一也。由不正与不一,然后正统之论作。尧、舜之相传,三代之相代,或以至公,或以大义,皆得天下之正,合天下于一,是以君子不论也,其帝王之理得而始终之分明故也。及后世之乱,僭伪兴而盗窃作,由是有居其正而不能合天下于一者,周平王之有吴、徐是也;有合天下于一而不得居其正者,前世谓秦为闰是也。由是正统之论兴焉。

  自汉而下,至于西晋,又推而下之,为宋、齐、梁、陈。自唐而上,至于后魏,又推而上之,则为夷狄。其帝王之理舛,而始终之际不明,由是学者疑焉,而是非不公。非其不公,盖其是非之难也。自周之亡,迄于显德,实千有二百一十六年之间,或理或乱,或取或传,或分或合,其理不能一概,是以论者于此而难也。大抵其可疑之际有四,其不同之说有三,此论者之所病也。

  何谓可疑之际?周秦之际也,汉、魏之际也,东晋、后魏之际也,朱梁、后唐之际也。  秦亲得周而一天下,其迹无异禹、汤,而论者黜之,其可疑一也。王莽得汉而天下一,莽不自终其身而汉复兴,论者曰伪,宜也。魏得汉而天下三分,论者曰正统,其可疑二也。以东晋承西晋,则无终,以周、隋承元魏,则无始,其可疑三也。梁之取唐,无异魏、晋,而梁为伪。刘备汉之后裔,以不能一天下而自别称蜀,不得正统,可也。后唐非李氏,未尝一天下,而正统得之,其可疑四也。何谓不同之说三?有昧者之论,有自私之论,有因人之论。

  正统之说肇于谁乎?始于《春秋》之作也。当东周之迁,王室微弱,吴、徐并僭,天下三王,而天子号令不能加于诸侯,其《诗》下同于列国,天下之人莫知正统。仲尼以为周平虽始衰之王,而正统在周也。乃作《春秋》,自平王以下,常以推尊周室,明正统之所在。故书王以加正月而绳诸侯。王人虽微,必加于上,诸侯虽大,不与专封,以天加王,而别吴、楚。刺讥褒贬,一以周法。凡其用意,无不在于尊周。

  而后之学者不晓其旨,遂曰黜周而王鲁。或曰起鲁隐之不正,或曰起让国之贤君,泥其说于私鲁。殊不知圣人之意在于尊周,以周之正而统诸侯也。至秦之帝,既非至公大义,因悖弃先王之道,而自为五胜之说。汉兴,诸儒既不明《春秋》正统之旨,又习秦世不经之说,乃欲尊汉而黜秦,无所据依,遂为三统五运之论,诋秦为闰而黜之。夫汉所以有天下者,以至公大义而起也。而说者直曰以火德当天统而已。甚者,至引蛇龙之妖,以为左验。至于王莽、魏、晋,直用五行相胜而已。故曰昧者之论也。

  自西晋之灭,而南为东晋、宋、齐、梁、陈,北为后魏、后周、隋。私东晋者曰:隋得陈,然后天下一。则推其统曰:晋、宋、齐、梁、陈、隋。私后魏者曰:统必有所受。则正其统曰:唐受之隋,隋受之后周,后周受之后魏。至其甚相戾也,则为《南史》者诋北曰虏,为《北史》者诋南曰夷。故曰自私之论也。

  夫梁之取唐,无异魏、晋之取也,魏、晋得为正,则梁亦正矣。而独曰伪何哉?以有后唐故也。彼后唐者,初与梁为世仇。及唐之灭,欲借唐为名,托大义以窥天下,则不得不指梁为伪,而为唐讨贼也。而晋、汉承之,遂因而不改。故曰因人之论也。

  以不同之论于可疑之际,是以是非相攻,而罕得其当也。《易》曰:“天下之动,正夫一。”夫帝王之统,不容有二。而论者如此,然?绅先生未尝有是正之者,岂其兴废之际,治乱之本难言与?自《春秋》之后,述者多焉,其通古今、明统类者希矣。司马子长列序帝王,而项羽亦为《本纪》,此岂可法邪?文中子作《元经》,欲断南北之疑也,绝宋于元徽五年,进魏于太和元年。是绝宋不得其终,进魏不得其始。夫以子长之博通,王氏之好学,而有不至之论,是果难言与!若夫推天下之至公,据天下之大义,究其兴废,迹其本末,辨其可疑之际,则不同之论息,而正统明矣。

  附论七首。明正统论

  凡为正统之论者,皆欲相承而不绝,至其断而不接,则猥以假人而续之,是以其论曲而不通也。

  夫居天下之正,合天下于一,斯正统矣。〈尧、舜、三代、秦、汉、晋、唐〉。天下虽不一,而居得其正,犹曰天下当正,于吾而一,斯谓之正统可矣。〈东周、魏、五代。〉始虽不得其正,卒能合天下于一,夫一天下而居其上,则是天下之君矣,斯谓之正统可矣。〈如隋是也。〉天下大乱,其上无君,僭窃并兴,正统无属。当是之时,奋然而起,并争乎天下,〈东晋、后魏。〉有功者强,有德者王,威泽皆被于生民,号令皆加乎当世。幸而以大并小,以强兼弱,遂合天下于一,则大且强者谓之正统,犹有说焉。不幸而两立不能相兼,考其迹则皆正,较其义则均焉,则正统者将安与乎?〈东晋、后魏是也。〉其或终始不得其正,又不能合天下于一,则可谓之正统乎?〈魏及五代是也。〉不可也。然则有不幸而丁其时,则正统有时而绝也。

  夫所谓正统者,万世大公之器也,有得之者,有不得之者。而论者欲其不绝而猥以假人,故曰曲而不通也。

  或曰:可绝,则王者之史何以系其年乎?

  曰:欲其不绝而猥以假人者,由史之过也。夫居今而知古,书今世以信乎后世者,史也。天下有统,则为有统书之;天下无统,则为无统书之。然后史可法也。昔周厉王之乱,天下无君,周公、邵公共行其政十四年,而后宣王立。是周之统,尝绝十四年而复续。然为周史者,记周、邵之年,谓之共和,而太史公亦列之于《年表》。汉之中衰,王莽篡位,十有五年而败。是汉之统,尝绝十五年而复续。然为汉史者,载其行事,作《王莽传》。是则统之绝,何害于记事乎?正统,万世大公之器也;史者,一有司之职也。以万世大公之器假人,而就一有司之记事,惑亦甚矣。

  夫正与统之为名,甚尊而重也。尧、舜、三代之得此名者,或以至公,或以大义而得之也。自秦、汉而下,丧乱相寻。其兴废之迹,治乱之本,或不由至公大义而起,或由焉而功不克就,是以正统屡绝,而得之者少也。正统之说曰:尧、舜、夏、商、周、秦、汉、魏、晋而绝。由此而后,天下大乱。自东晋太建之元年,止陈正明之三年,凡二百余年。其始也,有力者并起而争,因时者苟偷而假冒,夺攘败乱,不可胜纪,其略可纪次者,十六七家。既而以大并小,以强兼弱,久而稍稍并合,天下犹分为四:东晋、宋、齐、梁、陈,又自分为后梁而为二;后魏、后周、隋,又自分为东魏、北齐而为二。是四者,皆不得其统。其后,后周并北齐而授之隋。隋始并后梁。又并陈,然后天下合为一,而复得其统。故自隋开皇九年,复正其统,曰:隋、唐、梁、后唐、晋、汉、周。

  夫秦,自汉而下皆以为闰也。今乃进而正之,作《秦论》。魏与吴、蜀为三国,陈寿不以魏统二方,而并为三《志》。今乃黜二国,进魏而统之,作《魏论》。东晋、后魏,议者各以为正也。今皆黜之,作《东晋论》、《后魏论》。朱梁,四代之所黜也。今进而正之,作《梁论》。此所谓辨其可疑之际,则不同之论息,而正统明者也。

  附论七首。秦论  谓秦为闰者谁乎?是不原本末之论也,此汉儒之私说也。其说有三:不过曰灭弃礼乐,用法严苛,与其兴也不当五德之运而已。五德之说,非圣人之言,曰昧者之论详之矣。其二者,特始皇帝之事尔,然未原秦之本末也。

  昔者尧、舜、夏、商、周、秦,皆出于黄帝之苗裔,其子孙相代而王。尧传于舜,舜传于禹。夏之衰也,汤代之王;商之衰也,周代之王;周之衰也,秦代之王。其兴也,或以德,或以功,大抵皆乘其弊而代之。初,夏世衰而桀为昏暴,汤救其乱而起,稍治诸侯而诛之,其《书》曰“汤征自葛”是也。其后卒以放桀而灭夏。及商世衰而纣为昏暴,周之文、武救其乱而起,亦治诸侯而诛之,其《诗》所谓“昆”、“崇”、“共”、“密”是也。其后卒攻纣而灭商。推秦之兴,其德固有优劣,而其迹岂有异乎?秦之《纪》曰:其先大业,出于颛顼之苗裔。至孙伯翳,佐禹治水有功,唐、虞之间赐姓嬴氏。及非子为周养马有功,秦仲始为命大夫。而襄公与立平王,遂受岐、丰之赐。当是之时,周衰固已久矣,乱始于穆王,而继以厉、幽之祸,平王东迁,遂同列国。而齐、晋大侯,鲁、卫同姓,擅相攻伐,共起而弱周,非独秦之暴也。秦于是时,既平犬夷,因取周所赐岐、丰之地。而缪公以来,始东侵晋,地至于河,尽灭诸戎,拓国千里。其后关东诸侯强僭者日益多,周之国地日益蹙,至无复天子之制,特其号在尔。秦昭襄礻必年,周之君臣稽首自归于秦。至其后世,遂灭诸侯而一天下。此本末之迹也。其德虽不足,而其功力尚不优于魏晋乎?始秦之兴,务以力胜。至于始皇,遂悖弃先王之典礼,又自推水德,益任法而少恩,其制度文为,皆非古而自是,此其所以见黜也。夫始皇之不德,不过如桀、纣,桀、纣不能废夏、商之统,则始皇未可废秦也。

  附论七首。魏论  新与魏皆取汉者,新辄败亡,魏遂传数世而为晋。不幸东汉无贤子孙,而魏为不讨之仇。今方黜新而进魏,疑者以谓与奸而进恶,此不可以不论也。  昔三代之兴也,皆以功德,或积数世而后王。其亡也,衰乱之迹亦积数世而至于大坏,不可复支,然后有起而代之者。其兴也,皆以至公大义为心。然成汤尚有惭德,伯夷、叔齐至耻食周粟而饿死,况其后世乎?自秦以来,兴者以力,故直较其迹之逆顺、功之成败而已。彼汉之德,自安、和而始衰,至桓、灵而大坏,其衰乱之迹,积之数世,无异三代之亡也。故豪杰并起而争,而强者得之。此直较其迹尔。故魏之取汉,无异汉之取秦、而秦之取周也。夫得正统者,汉也;得汉者,魏也;得魏者,晋也。晋尝统天下矣。推其本未而言之,则魏进而正之,不疑。

  附论七首。东晋论

  周迁而东,天下遂不能一。然仲尼作《春秋》,区区于尊周而明正统之所在。晋迁而东,与周无异,而今黜之,何哉?

  是有说焉,较其德与迹而然尔。周之始兴,其来也远。当其盛也,瓜分天下为大小之国,众建诸侯,以维王室,定其名分,使传子孙而守之,以为万世之计。及厉王之乱,周室无君者十四年,而天下诸侯不敢侥幸而窥周。于此然后见周德之深,而文、武、周公之作,真圣人之业。故虽天下无君,而正统犹在,不得而改。况平王之迁,国地虽蹙,然周德之在人者未厌,而法制之临人者未移。平王以子继父,自西而东,不出王畿之内。〈西周之地八百里,东周六百里,以井田之法计之、通为千里之方。〉则正统之在周也,推其德与迹可以不疑。

  夫晋之为晋,与夫周之为周也异矣。其德法之维天下者,非有万世之计、圣人之业也,直以其受魏之禅而合天下于一,推较其迹,可以曰正而统尔。自惠帝之乱,晋政已亡,愍、怀之间,晋如线尔,惟嗣君继世,推其迹曰正焉可也。建兴之亡,晋于是而绝矣。

  夫周之东也,以周而东。晋之南也,岂复以晋而南乎?自愍帝死贼庭,琅邪起江表,位非嗣君,正非继世,徒以晋之臣子有不忘晋之心,发于忠义而功不就,可为伤已!若因而遂窃万世大公之名,其可得乎?《春秋》之法“君弑而贼不讨”,则以为无臣子也。使晋之臣子遭乎圣人,适当《春秋》之责,况欲以失国共立之君干天下之统哉?夫道德不足语矣,直推其迹之如何尔。若乃国已灭矣,以宗室子自立于一方,卒不能复天下于一,则晋之琅邪,与夫后汉之刘备、五代汉之刘崇何异?备与崇未尝为正统,则东晋可知焉尔。  附论七首。后魏论

  魏之兴也,自成帝毛至于圣武,凡十二世。而可纪于文字,又十一世。至于昭成而建国改元,略具君臣之法,幸遭衰乱之极,得奋其力,并争乎中国,又七世至于孝文,而去夷即华,易姓建都,遂定天下之乱,然后修礼乐、兴制度而文之。考其渐积之基,其道德虽不及于三代,而其为功何异王者之兴?今特以其不能并晋、宋之一方,以小不备而黜其大功,不得承百王之统,而不疑焉者,质诸圣人而可也。

  今为魏说者,不过曰功多而国强尔。此圣人有所不与也。何以知之?以《春秋》而知也。春秋之时,齐桓、晋文可谓有功矣。吴、楚之僭,迭强于诸侯。圣人于书齐、晋,实与而文不与之,以为功虽可褒,而道不可以与也。至书楚与吴,或屡进之,然不得过乎子爵。则功与强,圣人有所不取也。或者以谓秦起夷狄,以能灭周而一天下,遂进之。魏亦夷狄,以不能灭晋、宋而见黜。是则因其成败而毁誉之,岂至公之笃论乎?

  曰:是不然也,各于其党而已。周之兴也,与秦之兴,其说固已详之矣。当魏之兴也,刘渊以匈奴,慕容以鲜卑,苻生以氐,弋仲以羌,赫连、秃发、石勒、季龙之徒,皆四夷之雄。其力不足者弱,有余者强。其最强者苻坚之时,自晋而外,天下莫不为秦,休兵革,兴学校,庶几刑政之方。不幸未几而败乱。其后强者曰魏,自江而北,天下皆为魏矣。幸而传数世而后乱。以是而言,魏者才优于苻坚而已。就使魏兴世远,不可犹格之夷狄,则不过为东晋比也。是皆有志乎天下而功不就者,前所谓不幸两立而不能相并者。故皆不得而进之者,不得已也。

  附论七首。梁论

  黜梁为伪者,其说有三:一曰后唐之为唐,犹后汉之为汉,梁盖新比也。一曰梁虽改元即位,而唐之正朔在李氏而不绝,是梁于唐未能绝,而李氏复兴。一曰因后唐而不改。因后唐者,是谓因人之论,固已辨矣。其二者宜有说也。

  夫后唐之自为唐也,缘其赐姓而已。唐之时,赐姓李者多矣,或同臣子之异心,或怀四夷而縻之,忠臣、茂正、思、忠、克用是也。当唐之衰,克用与梁并起而争之,梁以强而先得。克用耻争之不胜,难忍臣敌之惭,不得不借唐以自托也。后之议者,胡谓而从之哉?其所以得为正统者,以其得梁而然也。使梁且不灭,同光之号不过于河南,则其为唐,与??等耳。夫正朔者何?王者所以加天下、而同之于一之号也。昔周之东,其政虽弱,而周犹在也。故仲尼以王加正而绳诸侯者,幸周在也。当唐之亡,天?虚名与唐俱绝,尚安所寓于天下哉?使幸而有忠唐之臣,不忍去唐而自守,虽不中于事理,或可善其诚心。若李氏者,果忠唐而不忍弃乎?况于唐亡,托虚名者,不独李氏也。王建称之于蜀,杨行密称之于吴,李茂正亦称之于岐,大抵不为梁屈者,皆自托于虚名也。初,梁祖夺昭宗于岐,遂劫而东,改天复四年为天?。而克用与王建怒曰:“唐为朱氏夺矣。天?非唐号也。”遂不奉之,但称天复。至八年,自以为非,复称天?。此尤可笑者。安得曰正朔在李氏乎?夫论者何?为疑者设也。尧、舜、三代之终始,较然著乎万世而不疑,固不待论而明也。后世之有天下者,帝王之理或舛,而始终之际不明,则不可以不疑。故曰由不正与不一,然后正统之论兴者也。其德不足以道矣。推其迹而论之,庶几不为无据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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