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迫使大户妇女集体学习扭秧歌差不多先后，“省府”颁布下来的分田办法，已经开始执行。这个办法，硬性规定，所有大小地主（包括自耕农），按人口计算，每人得保留五亩田。多余的缴出归公，另行分配。保留下来的田，必须自耕，不许佃给别人或雇人耕种。
各户缴出地籍清册和田契，在准许保留的田契上盖印发还，多余的没收。但事实上得到这种“便宜”的，几乎是没有的。共产党的斗争，其意义为报复，而且专究既往。你祇要被列入地主之林，不论是大地主或小地主，你便从此一无是处，动辄得咎，不动亦辄得咎。随便一个什么人，随便说你一句什么话，你便永远分辩不清，而且总是错在你。最宽厚的惩罚是取消你和你一家每人五亩田的保留权，你从此便一无所有了。
就以秀才娘子为例来说罢。自从康子健冒昧地向省委代表进言之后，她的遭遇就越来越坏了。有一个她根本不认得的人，向镇委员会对她提出控告。
“二十年前，我给她上租子的时候，她用了一根抹斗的板子，是向上弯曲的。这一斗当中，至少多抹我半升粮食。当时我是敢怒而不敢言，现在特地来伸冤。”
于是她首先被勒令缴出当时那根抹斗板子，缴不出来，她就被认为不够坦白。而且计算下来，每年收二十石租，每斗非法浮收半升，每年共一石。二十年，就是二十石。要她先把这二十石粮食缴出来，然后再作商量。她缴不出来，就又被认为不够坦白。
不坦白，并不是一个小罪过。不坦白，就是不悔过，也就是还想继续作恶。对付这种人的办法，祇有一个：开斗争大会的时候，拿上台去活活打死。秀才娘子就是这样结束了她的生命的，她的子孙们并因此被取消了五亩田的保留权。
追究既往，可以追究到多久呢？这个，并没有明文规定。但居易堂老太太曾被再三诘问到五百年前的旧事。说居易堂的祖先，曾有人跟明太祖打过天下，这个人后来做到总兵，是一个大贪官，同时也是大地土。省委代表把居易堂老太太提了来，亲自加以审问。
“人人都说有这事，想必不是假的。”
老太太自然无从回答。
“他到底一共贪污了多少钱，买了多少田？”
“……”
“你不必替他隐瞒。隐瞒是你的罪。”
“……”
“你不坦白，祇好上斗争大会了。”
“老爷，”老太太跪下，哭着说，“饶了我罢！我早已穷的讨饭了！”
“你这老顽固！”省委代表恼了，“你叫我老爷，又给我下跪，这就证明你的的确确是一个封建余孽，五百年前的事是一点也不错的了！好，你就先把这一笔贪污钱赔出来罢！还有你丈夫做官的贪污钱，我再慢慢和你算。”
“真的，我早已讨饭了。这镇上，谁不知道？”
“全县第一首富，”省委代表悻悻的说，“百多顷地的大户，怎的会穷？你是在骗鬼，拿我当傻瓜！你明明是为了逃避斗争，隐匿财产，故意装穷！你快说，你的财实究竟埋藏在什么地方？再不实说，我可要送你上东岳庙了！”
老太太一听上东岳庙，连魂都吓飞了。原来东岳庙早已改为“自省堂”。凡有不肯坦白的顽固分子，一律送去自省。名为自省，其实是一个刑场。据在该堂服务的共干出来宣传，里边设有非刑十八种，总名为十八层地狱。有进去的人，没有出来的人，大抵用不到经历十八层，挨到三层五层上就难以活命了。
老太太急叫一声，晕倒在地。但她仍然被送进东岳庙去，从此便没有再出来了。
秀才娘子和居易堂老太太，人虽然死了，事情却没有了结。共干们多数主张澈底追究她们的后人，支队长许大海对于这一主张响应最力。他早已是一个极左倾的人物，他认为一切由地主出身的共产主义者，都缺少坚定的革命性，都是假革命。假革命就是反革命，甚至此反革命的毒素更大。穷人，而祖先原是地主的人，他有着地主的血统，也不会有足够而又坚定的革命意识。他是方培兰的大徒弟，而这一种论调，是有害于师傅的。尤其有害于和师傅如同一体的方祥千，因为方培兰和方祥千都出身于地主。但是许大海并不因此而有所顾忌。对于徒弟的左倾，方培兰最明白，那是由张绣裙引起的。当时师傅没有准许他把他心爱的这个女孩从方天芷手里攫回来，曾经造成他和师傅之间的重大裂痕。
好几年来，许大海并没有忘情张绣裙。由于几个偶然的机会，他意外地获得和张绣裙秘密会晤之后，他明了了她的心情，他就对她发生了更深厚的爱情。他表面上不动声色，心里却一直暗暗地埋怨师父，埋怨方祥千，尤其痛恨康子健。
从党的见地和革命的立场，他认为师傅不过是一个封建武士式的大流氓，方祥千是一个伪装革命的开明地主，而康子健则地地道道的是一个地主资产阶级的看家狗！
大徒弟的地位，是相当于皇帝跟前的太子的，将来要传给他衣钵。方培兰的确有着“封建武士”那样的慷慨热情和厚道，他对于提拔徒弟（尤其是大徒弟）是不遗余力的。无论什么事情，你和他谈过了，他总是告诉你说，“很好很好，你再去和大海谈谈罢，看看他是什么意思。”对外联络，也常常故意使用许大海的名字，把许大海代替自己。渐渐的，有许多人有事情要找方培兰的时候，就不找方培兰了，单和许大海一商量就解决了。
这样，方培兰的实权，就渐渐落到许大海手里了。
有时候，方培兰也觉着有一点像是尾大不掉了，但是他并不以为忤，反而安慰。徒弟能自立了，自己的事情有了可以交代的人了，他将可以享享清福，以度余年了。
有的人称赞方培兰晚景好，方培兰也觉得自己的晚景果然不错。许大海越有办法，方培兰就越喜欢。许大海是特别接近省委代表的，他常对省委代表发牢骚，批评工作做得不澈底。秀才娘子死了后，对于倡议宽大，不再追究她的后人的人，许大海抨击得最厉害，认为根本违反了革命斗争的基本原则。他愤怒的说：
“这种作风，就是国特！”
他的指责是针对着康子健的，康子健自然懂得。他如何肯在许大海跟前认输呢？也就反唇相讥。
“我姓康的加入共产党，是带着一个支队的人马作本钱的，并不像人家靠师傅提拔，撑腰。我做个支队长，连自己的岳母都保不住，我还革什么命，共什么产？”
这个话，立刻就传进了省委代表的耳朵里去。省委代表对政委方祥千说道：
“这个人的思想，根本反动。你平时就是这样训练他吗？”
“他原有一点爱发牢骚的毛病，”方祥千陪笑说，“我时常说他。不过他今天的话，又超出牢骚之外了。”
“你看应当怎么办呢？”
“我完全服从你的意见，你是我的上级。”
这样，当天夜里，康支队就被许田两支队包围缴械了。康子健和他的太太方其菱在住宅被捕，不到天亮就在东岳庙前枪决了。第二天，由纵队司令方培兰公布他一个罪状，无非“违抗命令，准备降敌”那一套。许大海和田元初瓜分了他的支队，把自己的支队扩大了。
，张绣裙跑到镇委员会去指控天心天芷藏匿财物，违反分田办法，私留田契，于是全家被捕，在斗争大会上毙命。
张绣裙受到革命妇女委员会的嘉奖以后，便和许大海结婚了。有情人终成眷属，两个人的愉快是可想而知的。和
分田办法相伴而来的一个口号是：穷人翻身了！过去在前的，现在在后了；过去在上的，现在在下了；天也仿佛没有地高了。
方氏私立小学是镇上唯一的学校，因为方氏是地主，方氏私立的学校，当然不能让它存在，停办了。校址改为“退福堂”。地主们，不分男女老幼，一律被指定戴上一顶麻布孝帽，上面写着“地主”两个字，集中居住在“退福堂”。说他们过去享福享得太多了，现在应当退一退。退福堂是不管饭的，每家准许有一个女眷出来，在指定的地区为她的一家人讨饭吃。但是又没有人敢把东西给她们吃，因为你一给了，马上就有共干来调查，“你和她有什么关系，这样关切她？”麻烦就没有完了。
因此，退福堂实在就是饥饿堂。
然而能够住退福堂的地主，还都是没有什么具体罪状的好地主。差池一点，被指控有罪的，那是“自省堂”的货。但也有人情愿“自省”，而不希望“退福”。因为自省死得快，退福死得慢，同是一死，还是爽爽快快的好。
地主们“扫地出门”，退福的退福，自省的自省去了。剩下来那些房子，太大的（如门楼厅房之类）被拆掉了另盖小的，一律分配给穷人居住。当拆房子的时候，真有从墙壁里，地砖下，或是顶篷上，拆出金银现款或是别的值钱的东西来的。这就给自省和退福的地主们，带来了灾祸。从此非刑拷打，要他们作最后最澈底的坦白，名之曰“卸底”。
掘墓的始倡者是张绣裙。方天芷在世时，曾经和她谈起一句闲话，说他父亲的棺材里有金元宝还有银锞子。金元宝放在死尸的口里，银锞子攒在手里，肛门里还塞着一块古玉。张绣裙归了许大海以后，就把这话告诉大海，问大海能不能掘开秀才的墓，看看到底有没有。许大海认为没有什么不可以，就把秀才坟墓掘开了，劈开棺材，果然搜到了那些东西。从这引起来，掘墓运动就如火如荼地展开了。有的人掘红了眼，也不管是谁家的，见墓就掘。连方培兰的父亲方二楼的墓都被掘了，那是仅仅埋着一颗头连尸体也没有的空墓。
路条制度早已施行了，任何人都没有逃走的可能。受过严格训练的儿童团团员，无分昼夜地把守在各个大小路口上，认真地盘查行人。
一个微雨的阴沉天，西大路口上来了一个胖胖矮矮的老人。他大约六十多岁，穿着长袍马褂，骑着一匹大黑走驴，鞍子上还挂着一大套书。他看见站岗的儿童团团员，就从驴背上跳下来了。口袋里摸出一张路条，递给那儿童。凑巧，这个孩子不认得字。接过路条，看也不看，却祇顾盘问起来。
“你从哪里来？叫什么名字？”
老人知道他不认得字，就不待他一句一句的问，把应该说的话一口气告诉了他。
“我叫曾鸿，是个医生，西边曾家集的人。有个女儿嫁在这个镇上，有病，带信给我，我来给她看病了。”
“你的女儿是谁家？”
“我的女婿就是开药铺的宗彩辰。”
这个儿童把曾鸿上上下下打量一番，就拿起身边的铜锣，用力敌起来。锣声一响，街上就有人出来了，当中还有挂着手枪的旋风纵队的队兵。值岗的儿童告诉他们说：
“你们看这个人，这个年纪，这个衣服，这么胖，这么矮，又骑着这么大的驴，带着这么多的书，像不像个大地主？”
“像，像，像。”
“那么，你们帮我把他带到镇委员会去！”
曾鸿想着这时候多说话也没有用，等到了里边反正一说就明白，便跟着他们到镇委员会来了。可巧省委代表也在这里，他一听是个医生，就先有点不高兴。因为省委代表一向就有个特别高见，他认为请医生看病，抱药罐子吃药，根本是资产阶级的奢侈享受，和抽鸦片烟同样是一种无益的消耗。因此他把做医生的看作是资产阶级封建地主的帮闲走狗。
“既是医生，先把他关起来。我们正要清算所有的医生呢！”省委代表一点不加思索的说。
“不，”就中有认得曾鸿的人说，“这个人不单纯是一个医生。他是养德堂的庄头，养德堂一家上上下下全是国民党。”
于是问题立刻就严重了。他的女婿宗彩辰一家也被捕了。鞫讯的重点是追究他们是不是国特。对于这个问题，他们自然无从回答。这就被放进了自省堂。
省委代表下令清算了全镇上所有的医生，不让他们有一个存留。药店的存药全部烧光。不但这一个镇上，附近八路军势方范圈内的好几个县的医生药店，都清算了。
不料事有凑巧，清算医生药店之后不久，省委代表竟生起病来。每日发高烧不退，昏沈无力，不思饮食。他一向身体健康，从来不知道生病是怎么回事，现在才第一次体验到原来生病有这等不好受。他病的头两天，原住在庞月梅屋里，因为病中受不了那太重的鸦片烟气，才迁回自已的寓所。一个星期过去了，病势有增无减。庞月梅每天来看他，着急的了不得。趁左右没有人，便说：
“这样病下去，怎么得了！你想想看，要不要找个医生看看。吃吃药，总好的快些，少受许多罪。”
省委代表无力地望望庞月梅，半晌不言语。庞月梅又说：
“这也用不着为难。你要是看西医，我找人上高家集去请日本医生。从前我常常听山本次郎谈起来，日本人对于西医，研究得最好。你要是想着中医，脸前里有个人，我推荐给你，也管保能把你治好。反正有了病总得医，尽着拖是没有意思的。”
庞月梅万分诚恳的说。自从有了省委代表，在这个斗争清算的一片混乱之中，庞月梅不但没有受到任何损失，反而得到若干便宜，因此她对省委代表不能不有一种特别的情感。她是真的害怕这场病把他拖坏了。
“我们已经清算了所有的医生，”省委代表意思有点动了，“你说，这里还能找得到医生吗？”
“正式医生是没有了。我知道有一个人，医道极子，却不行医。但你要找他看病，他必定不会拒绝的。”
“你说是谁？”
“你是不是要找他看病呢？”庞月梅笑着说，“是，我就说，不是就罢了！莫要等我说出他的名字来，你倒去清算他！”
这引得省委代表也忍不住笑了。他说：
“你看你这个心眼儿多坏！你告诉我，他是谁，我一定不清算他就是了。”
“你得和我说明，是不是决定要看。”
“我本不要看，为了你的一片好心，我不能不听你的话。”
“看中医呢，还是西医？”
“老远地去请日本医生，太麻烦了！”
“那么，是看中医的了。”
“是的，你说谁能看病？”
“那就是方祥千的弟弟，排行第七的方珍千。”
“他？我听说他一帖药药死了什么人，吃过官司，医道怕不行罢？”
“是的，有过这么一回事。死的人就是养德堂的老姨太太。那是因为养德堂是国民党，他有意下毒手弄死她的，并不是医道不好。”
庞月梅这样解释。她近年来，对于党派利害，政治关系，也很能了解了。
“这等说起来，他竟是一个革命医生了！好，好，快请他来给我看病。我们过去清算的是反革命医药，以后正要建立革命医药呢，方珍千正巧可以做这件事。”
省委代表说着，忽然很兴奋，仿佛病已去了一大半似的。
“大仙娘，就去请他罢！”
“等我想想，找谁去的好。要得有点面子，说得动他，他才肯来。这清算医生，还是才不几天的事，怕他不肯承认。”庞月梅顾虑着眼前的实际困难。
“就找方祥千罢。”
“请医生，不同别的事。哥哥压弟弟，怕他未必买账！──我看，最好找许大海去请他。”
于是省委代表派人请了许大海来，许大海立刻就去请方珍千。方珍千果然推辞。经不起许大海从各方面说服了他，他才来了。
方祥千听说方珍千去给省委代表看病了，吓得出了一身冷汗。他料着这定然又是一条人命，但这条人命可和谢姨奶奶不同，麻烦大得多呢。他匆匆赶到省委代表那边，知道方珍千已来看过，回家开方子去了。便老老实实对省委代表说：
“珍千，他虽然看医书，记得几个汤头，看病可是实在不行。四两麻黄，药死养德堂老姨奶奶，打了一场官司，是人人都知道的。代表千万不要吃他的药，他看病最靠不住。”
“不，千祥同志，一切事情我都明白。珍千是一个革命医生，我相信他一定能医我的病，因为祇有革命医生能医革命者的痛。你放心，不要再说了！”
省委代表的话，方祥千并没有完全听得懂，他忙着跑回家去，擦着一头的汗，埋怨珍千说：
“老七，你怎么又荒唐了？这个是省委代表，可比不的普通人，你要是治坏了他，怎么得了！”
“不要紧，六哥，”方珍千不经意地笑一笑说，“他这个病，我是十拿九稳。”
“罢，罢，你再也不要吹了！你知道他生的什么病！”
“伤寒，这是真正的伤寒。”
方祥千一听他断为伤寒，唯恐他又要来麻黄。便说：
“老七，你把这个病辞了罢，这不是玩的。万一辞不掉，你给他投石问路的方子试试看罢。千万不要独出心裁，标新立异，招惹这种没有意思的祸患！”
“我祇给他二两麻黄，包他一药而愈。”方珍千磨好了墨，提起笔来说。
方祥千怎么肯答应他？弟兄两个闹了半天，才算得了一个折中的方案，下了五钱麻黄。对于这个方子，方祥千觉得麻黄用的太多，方珍千则嫌少，两个人都不满意。
有了方子，又没有药，药草都烧光了。庞月梅对此更不犹豫，立刻派人上高家集，在日军占领区内把药抓了回来。她问方珍千说：
“七爷，人去一回不容易。你约摸着，大约要吃几帖可以好全，就教他多抓几帖回来，免得耽误。”
“一帖，”方珍千拍拍胸腩说，“祇要一帖，我包好！”
这一回，方珍千真是出是了锋头，露足了脸。省委代表那么沉重的病，果然教他一药而愈。省委代表高兴极了，他知道什么是病，什么是药了。他下令在镇委员会之下成立一个新的委员会，定名为“革命医药委员会”，就派方珍千做委员长。
省委代表对于推荐方珍千的庞月梅，也十分感激。他说：
“你怎么知道方珍千的医道呢？”
“我和锦莲找他打过几次胎，祇要一帖药，一点不痛苦，，所以我知道他高明。北门里有个卖驴肉的老庄妈，也打胎，照着他差得远呢！他更有一样好处，给人家治好了病，不要酬谢，祇要大烟土，他喜欢抽大烟。”
“这个人，”省委代表兴奋的说，“太有用处了。我们过去，对于许多女人，一碰就怀孕，真是头痛。以后就不怕了。”
省委代表把“革命医药委员会”的工作纲领批准了之后，便动身进城，会同康小八到山区去了。原来山区里两个省政府，一个属重庆，一个属延安，彼此斗争磨擦，日甚一日。共产党决定把对方加以消灭，因此召回驻方镇的省委代表和县长康小八，面授机宜。过了几天，从山区里出来，康小八便再度经由高家集游历了一趟Ｔ城和Ｃ岛。
经过了一个多月的调动和布置，海东纵队担任西南面，旋风纵队担任西北面，日军沿铁路向西出动，国军和他们的省政府便被包围了。这一场混战，延续了三昼夜才告解决，国军垮了，他们的省政府也垮了。战役结束，日军撤回铁路去，把大片的土地让给八路军。没有人知道这中间有什么默契，这是秘密，将永远没有人知道。人所共睹的，祇是日军视作生命线的铁路交通，从此通得更畅了。
这一战役，旋风纵队方面的指挥，不是方培兰，而是许大海。方培兰和方祥千奉命留守后方（方镇），办理给养，接济军实。许大海和田元初两个支队全军出动，而由许大海任指挥。田元初是方培兰最小的徒弟，他自从收了田元初以后，便没有再收徒，关山门了。田元初原是一个专做女子弓鞋木底的木匠的独子。自从女子放足，这一行生意没有了，一家生活成了问题。田元初便由父亲设法，投到方培兰门下混碗饭吃。田元初人生得很文弱，却机警有智，深得师傅的欢心。一步一步一力提拔他做到支队长。但田元初却和许大海接近，对于师傅，敬威中一直含着一点生疏。
凯旋之日，东岳庙前有一个欢迎大会，人山人海，全镇和附近的男女老幼，倾城而至。省委代表，方培兰，方祥千等都有欢迎的演说。最后是许大海的答辞。他说：
“当康子健脱离了革命阵营，被我们的省委代表断然处决以后，很有些人发生了一种多余的顾虑。说我们不当在这个时候，毁坏自己的同志，我们的力量一定大打折扣了。今天的胜利，证明这种顾虑是愚蠢的，甚或是别有用心的。我们的纵队，因为剔去了那些和我们不能齐一步伐的假革命分子，战斗力大大提高了。”
话也许说得很对，但在方培兰和方祥千听起来，却有点刺心。因为处决康子健的时候，这两个人曾经表示过许大海所说的那种愚蠢的顾虑。许大海的话，正是有意刺这两个人的。
散会之后，继之以宴。宴会之后，方培兰对方祥千说道：
“六叔，你老人家的鸦片烟，戒掉了没有？”
“戒是常常在戒，可是并没有戒掉。”
“有个朋友，送给我几两云土，红皮子，真正是难得的好货。我们一路走罢，我到家里拿了给你。”
到家，方培兰把方祥千让进学房。现在办事都在司令部里，家里反倒清静了。方培兰拿一包烟土给方祥千，一边说：
“烟土是烟土。约你老人家来，可是为了几句别的话。唯有我们爷儿两个是真正知心，可以无话不谈。六叔，我有两句话问你，第一句是：你以为我们这个省委代表到底怎么样？”
“你这样问我，我觉得很好玩。我们长话短说，出我之口，入君之耳，天知，地知，你知，我知。我以为我们的省委代表最适合于作一个诗人。因为他的作事，一不凭理，二不依法，三不讲情，四不论面。但凭兴之所至，以意为之。这完全是诗人的气质。”
“换言之，他做共产党是不合适的，是不是？”
“至少，他在我们这里做省委代表是很教人灰心的。你说，你的第二个问题呢？”
“我那顶门大徒弟今天刺我一句‘别有用心’，这句话里面是有刀呢，还是有毒药？”
“我想，兼而有之，或者兼而无之。青出于蓝和尾大不掉，原是一样的。”
“既是这么说，我们爷儿两个倒要留神了！”
“那也用不着，因为革命原是一种牺牲。”
方培兰沉默了一会，点着头说道：
“好的，六叔，我记住你的话，革命就是牺牲！”
方祥千拿着那包大烟土，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