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年来，我写过五个长篇小说。二十岁的时候，我写了第一个，那是一个畸形恋爱的悲剧故事。时洪雪帆在上海四马路办现代书局，我投给他，他给我印了。那篇东西，实在很幼稚，以后我常自觉不好意思。初版两千本售罄后，正欲修正重版，而雪帆逝世，现代关门，遂告绝版。第二个也写的是一个恋爱故事，王统照先生拿去，把它在《青岛民报》发表。南京书店拟收购其版权，因价未议妥，亦作罢论。这一篇，题名为《白棺》。

　　民国十六年，我在汉口亲眼目睹了共产党那一套以后，第二年回到南京，那记忆历数年而犹新。二十年，我写了我的第三个长篇《黑之面》。我以为共产党是属于“光明的反面”的东西，必无前途可言。但在技巧方面，我却并不满意这一篇。过了些时候，迳把它付之一炬。

　　二十六年春天，我在徐州，写了《突围》。描述“一二八事变”时，一群小公务员自南京疏散洛阳的情形，目的在鼓吹对日抗战。脱稿后，我寄给住在上海的一位文艺工作者。（这个人现在在伪红朝已是部长级的人物，我倒不愿意提及他的大名了。）接着七七开始全面抗战，我投入战区工作，辗转到后方，也顾不到它的命运如何了。

　　三十年夏间，我在重庆武库街世界书局的橱窗里，发现这本书已由上海世界书局出版，立购二十本分赠亲友。我自己比较喜欢这一个，但多年来，我也没有这一本书了。

　　三十七年冬，避赤祸来台，所业寻败，而老妻又病废，我的生活顿陷于有生以来最为无聊的景况。回忆过去种种，都如一梦。而其中最大一个创伤，却是许多人同样遭遇的那“国破家亡”的况味。由于三十年来所亲见亲闻的若干事实，我想我应当知道共产党是什么。我将我整串的回忆，加上剪裁和穿插，便构成了一个完整的故事。即于每晨四时起身，写两三个钟点，四个月内从无一日间断，我的第五个长篇，便于四十一年岁首草草完成了。

　　据书业统计，新文艺小说还没有章回体小说的销路好。照我个人推想，其原因有二：(一)章回体采用纯中国文的句法和章法，雅俗共赏，为大多数读者所接受。(二)以故事的情节发展，引人入胜，真正为读者达到消闲的目的。小说旧原称“闲书”。

　　我想，假如文艺不能不有其宣传的目的，而出版也原是一种商业的话，则这个销路问题应当是著作者本身所不容忽略的。利用他消闲的目的，达成我宣传的目的。特别是在自由与奴役尖锐斗争的现代的今天，作为一个政治目的，文艺作家不能再忽视那更多的读者了。你吝于给他必要的读物，那些黄色黑色以及各种不正当颜色的东西，便会乘虚而入，占尽你的上风。

　　因此，我尽量采取了章回体的长处，最后还加上对仗回目，以期更适合多数读者的兴趣。虽然我所写的并不是纯粹的章回体，但我已在有意地朝那一方向走。至其效果如何，就非我所知了。

　　本书，从一个大姓家族的衰微和没落，写出那一时期的社会病态。而此种病态，正是共产党的温床，它由此钻隙而出。这样，你总可以想像这里边都是些什么角色了：军阀，官僚，土豪，劣绅，妓女，土匪，堕落文士，日本军人和浪人，以及许许多多鸡鸣狗盗的小人物。他们与共产党直接间接的勾结，有意无意的配合，有形无形的进攻，这就危害了中华民国。自然，共产党的现形，是五花八门，各式各样的。而我所描写的这一角落，祇是一个土匪集团。但举一隅而窥全豹，我想，这也够了。

　　这里边几乎没有什么正派的人物。我勉强以方八姑这个死硬派（国民党员）代表民族正气，给人留一线希望。可惜她孤军作战，力量太薄弱，反被这一逆流所吞没。但就今日的形势而言，这观点倒依然是正确的。现在谈反共，就不能不承认国民党的领导，这是一个实际问题，而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至于老姨奶奶西门氏和小梧庄的曹老头，在作者笔下，实在是无意中得来的两个善良的灵魂。但读者自会明白，他们比较方八姑更孤立，更软弱。因而老姨奶奶虽有一个自已的菩萨，最后也还得仰仗白绫三尺，以求解脱。那曹老头的结果为何，真也无须再说了。

　　本书既脱稿，我还以为像从前一样，立时便可以找得到一个出版的地方。试探一下，始知大谬不然。这个地方，大多数文艺作品都由作家自费出版，而我正好无此准备。因此一搁数年。现在，世界反共形势已较前数年更有进步，而自由中国且已濒反攻前夕。是本书之问世，己不容再媛。兹承友好之助，先印五百本，分赠各方，以为纪念。留有纸型，以后随时可以正式出版。

　　本书原名“旋风”，因见坊间有同名之书，乃改题今名。相传颛顼有不肖子曰梼杌。梼杌者，可憎之断木也。我想，那大约和庄子所说的“樗”一样，原是一种寓言。故又以为恶兽。楚之史为梼杌，纪恶以为戒也。《说部》有〈梼杌闲评〉，记魏忠贤与客氏之罪恶，亦隐寓劝善之意。本书作者，方当知命之年。回忆半生沦落，亟忏悔之不暇。懔文章敦厚之旨，固无意宣扬秽德。兹篇之作，亦本“纪恶以为戒也”之意云尔。

　　姜贵　中华民国四十六年十月一日

　　于台南东门寄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