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明从台北又要回到故乡。佐藤回日本后，太明为了处理杂志社未做完的工作，仍然留在台北一些日子，如今都已处理完毕，便要回家乡了。杂志的停刊很可惜，但由于资料及其他原因，已无法继续出版，而且佐藤所期待的发行杂志的目的，已达到了某种程度的效果。

　　若想到已尽力奋斗了，太明不觉得遗憾。一旦要回去，太明对故乡满怀着一颗心，但仍然带着一抹哀愁上车。

　　太明回来后过了两三天，乡长助理东先生和两三个乡公所的职员，到志刚的保甲事务所来徵收总动员献金，保甲内的住户舍不得掏出钱者都被叫去。胡文卿因为感冒在家里睡觉，所以太明代替父亲到场，被叫的人员到齐后，那乡长助理便对大家训话。

　　“我们这一庄在进入大东亚战争以来，已有了长足的进步，从消除私心奉公服务到贯彻殉国的大义了。从这次的总动员运动看来，真的已表现出一亿一心之诚，不肖的我很有助理的面子。尤其是我们这一庄的某医师一个人就乐捐一万元以上的献金。相反的，今天聚集在这里的诸位，仅是少数目的捐献，就要我劳足而来，这太不光荣了。”

　　他这样说着对大家一瞥，继续说：

　　“我国如今实在面临着非常时期，不，应该说是，超非常时期，敌人虎视耽耽窥隙，台湾要塞说不定有一天就变成台湾战场。为了万全之计，六百七十万人须团结一心真的总动员起来，忍受一切牺牲和一切痛苦，必须做到当局所要求的。这便是我们国民应尽的义务。诸位都是忠良的国民，想必已了解总动员的宗旨，不必现在我还要在这里罗罗嗦嗦的再说。总之，应好好的认识时势，不要让别人讥笑我们是非国民，自动献金！”

　　他的语尾用力，非国民一词特别震撼大家的心。然后乡公所的职员一个一个调查，大家因为刚刚听了乡长助理的训示，尽管无法再说什么，但仍然举出家庭的情况或各人的种种理由来要求减免献金，但没有效果，其中有两三个人彻底求情，但结果还是不得不在认捐书上盖上私章。因为胡文卿本人没有来，最后才轮到太明。胡文卿是医生，乡公所的人说，捐款应照户税二倍才行，尤其说出应捐一千元。太明指出中医和西医不同收入少，而且胡文卿自身已年老无法出门往诊为理由，请求依照普通捐款。那乡长助理脸色一变：

　　“胡先生出身最高学府，而且还在大陆待过，是村子里的先觉者，做梦也没想到你会说出这种不明事理的话。”

　　他说了这种挖苦的话。太明心头火起，但他控制住自己的感情，尽量冷静的回答：

　　“东先生以某医师做标准，把它当做不成文法般来要我们多捐献，同样是医生，但中医和西医大不相同。西医由当局配给法定价格的药，尽管如此，近来西医有人擅自把药价提高三、四倍，更有甚者，把药改换为红纸包或青纸包，当作贵重药品，一份药收费高达五元或十元，也就是从患者榨取的钱累积到一万元吧。而中医收取的是诊察费，看诊一人三角钱，十个人也仅有三元而已，在乡下一天有十个病人便是最多了。医生本来就是以仁术济世，与赚钱的商业不同，若把行医视为是赚钱的行业便错了。贤明的东先生，应该明白这一点道理的吧？”

　　太明这样说着，心平气和的拜托让胡家以普通捐款额度献金。

　　但那乡长助理不准，举出胡文卿的不动产，硬要特别捐款。太明便再说明关于土地的收支情形，一甲步土地的收入，缴纳了税金、国民储金以及其他法外税款后，剩下的仅有一百元而已。但乡长助理仍然唠唠叨叨的坚持着，太明终于生气了：

　　“东先生，你以某医师为例子来要求人捐献，这也是合理的，例如像你这样人格高尚，富有爱国心的人，在捐献上一定可以做我们的好榜样，请恕我很失礼，为了给我们启蒙，请公开你的捐献数目好吗？”

　　太明这样反击，乡长助理二话不说，马上让步了。太明知道他硬要别人捐钱，自己却是不出钱的人，因此胡文卿的捐款，才能够以普通的额度了事。一些和太明同时被叫去的人，对于太明的做法都心中称快，归途有人说：

　　“给台湾人一顶帽子（地位），他便不顾别人的死活啦。”

　　这样纷纷批评乡长助理。

　　有乡长助理这样的人，但也有人打心底愿意皇民化，而却无论如何也无法弥补台湾人与日本之间的隔阂，因此而真正烦恼的台湾人。

　　有一天，突然来访太明的公学校时代的同事李训导，便是这样的一个人。二十年没见面，他看来很苍老简直判若别人，姓名也改为日本名的“吉村”。他仍然过着教坛生活，但最近似乎精神很空虚的样子。

　　“我执教鞭二十年了，因此都可以获得勋章了。在这期间，我诚心诚意的努力皇民化运动，做到“国语家庭”化自不在话下，而且改姓名等，不顾父母的反对最先实行。我觉得自己一代的吃苦头，若能赚得子孙的幸福，还是划得来的。然而，现在的情形呢？我觉得越沿着其线努力，反而越离开其线。他们有属于自己的长久传统和历史，但我们却没有这些。这种隔阂是无可奈何的。结果如今看来，人为无可奈何的事，我却一直努力打拼着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