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 四十九卷。清王夫之(详见《周易内传》条)撰。此书对《礼记》经文，逐句逐章，详作笺释，颇有发明。寻其意旨，盖将合《大学》、《中庸》章句为一书，以还《戴记》旧貌。唯在每篇之首，列其篇旨，大柢短长互见。如谓“《王制》为汉文帝时，令博士诸生作”，本《正义》引卢植说。然考卢说，出自《史记·封禅书》。《封禅书》有“文帝召鲁人公孙臣，拜为博士，与诸生草改历服色事。明年使博士诸生刺《六经》，作《王制》，谋议巡守封禅事”。检校今《王制》，无一语言及封禅巡守事。司马贞《史记索隐》引刘向《别录》云：“文帝所造书，有《本制》、《兵制》、《服制》篇”。以今《王制》参检，郑君《三礼目录》云“名曰《王制》者，以其记先王班爵、授禄、祭祀、养老之法度”，绝不相合。此博士所作《王制》，或在《艺文志》中《礼家·古封禅群祀》二十二篇中，非《礼记》之《王制》。又谓“《月令》之作，为战国时，八家之儒与杂流之士，依傍先王之礼法，杂纂而附益之。而吕不韦以武力袭取，掩为己有。戴氏知其所自来，故采之于《记》，以备三代之遗法焉”。考《正义》云，“贾逵、马融之徒，皆云《月令》周公所作，故王肃用焉”。《后汉书·鲁恭传》：“恭议曰：《月令》周公所作，而所据皆夏之时也”。蔡邕《明堂月令论》曰：“《周书》七十一篇，而《月令》第五十三。秦相吕不韦著书，取《月令》为纪号。淮南王安亦取以为第四篇，改名曰《时则》。故偏见之徒，或曰《月令》吕不韦作，或曰淮南，皆非也”。《隋书·牛弘传》：“今《明堂》、《月令》者，蔡邕王肃云，周公所作。《周书》内有《月令》第五十三即此”。魏郑公《谏录》“《月令》起于上古，吕不韦止是修古《月令》，未必始起秦代也”。此则《礼记·月令》非吕不韦著审定矣。《史记·文信侯列传》，“《吕览》实不韦宾客所集，不能因此附会其说，而谓《月令》亦其客所作也”。《汉书·河间献王传》《鲁恭王传》，两称《礼记》，皆统以“古文”。《鲁恭王传》又特别明之曰“皆古字也”。《河间献王传》，且明言“七十子之徒所论”。书中又怎会有秦汉之文混杂其中呢?此皆抄袭前言，未加深考之故。然如论《明堂位》，力破吕不韦、蔡邕之说，谓“天子朝诸侯于太庙户牖之间，其庙之堂坫，即所谓明堂也”。此与《论语》《管子》亦有“反坫”之说，可相互证。论《乐记》谓“此篇之说，传说杂驳，其论性情文质之际，多淫于荀卿氏之说，而背于圣人之旨”。此则为前人所未及。其《衍中庸》一篇，所得经义为多，尤为详晰。在近代注《礼》之家中，犹可谓瑜瑕互见者。此本有《船山遗书》本。② 十卷。清汪绂(详见《周易铨义》条)撰。书首有吴引孙《序》。次汪绂《自序》有言：“《戴礼》虽不皆醇，而古人遗意，与先圣微言，有传之未失其真者，则皆有礼乐精意所存。程朱自《小戴》，表章《学》、《庸》，遂以绍干圣相传之道统。《学》、《庸》固醇乎其醇，余若《曲礼》、《内则》、《少仪》，皆筋骸之范，为学者一言一动之不可废。其《丧礼》大小诸记，及《冠》、《昏》、《祭》、《乡》、《射》、《燕》诸义，则又尽节目之详。绎前圣制作之意，实羽翼《仪礼》以并传。《学》、《乐》二记，驯雅深纯。由是言之，则非《大戴》遗篇所企及。顾先儒之治《小戴》者……宋儒程张，时发精义，未尝统为折中。朱子《仪礼》有《序》，欲因经附传，未克成书。外此荆国既多矫诬，蓝田未免束缚。方氏附会为多，石梁批驳过当。余若辅氏、饶氏、应氏、吴氏之徒，各有发明。而刘氏时多粹语，陈氏考据详慎，草庐多所纷更。要平易纯正，宁取云庄为最，但陈注或杂引他说，不为折中，或随手摭援，不顺文义，而其间择之未精，语之未详者，亦所时见(按云庄即陈澔)。因即云庄旧注，略复搜辑绍闻，更参鄙见斟酌去取，别其章句，手录成书”等等。末题“乾隆元年正月之望汪绂《序》。是书卷一至卷十，始《曲礼》迄《丧服》、《四制》诸篇，分卷次第，皆有陈氏《集说》之旧，唯《中庸》、《大学》下有注云见《四书诠义》。按汪氏不取注疏，见于《自序》。然名物象数训诂，则仍本注疏。又其论诸篇大旨，如《曲礼》谓“汉儒拾礼经遗言，复集经传之言礼者成篇”；《檀弓》引刘氏说，“篇中多言子游，疑其门人所作，乃西汉典制文字”；《月令》谓“出《吕氏春秋》，月用夏正，令则杂举三代及秦法”；《曾子问》谓“所言皆行礼疑难之事，辨《礼》经所难及之文，盖曾子门人所记”；《文王世子》谓“记《大学》教世之礼”；《礼运》谓“言礼本于天地，固多粹语，而多杂以老氏之谈，汉初儒者所述”；《礼器》谓“大意以忠信，较上篇更为切实”；《内则》谓“闺门之内，轨仪可则”；《玉藻》谓“典制详明，盖周末之遗书”；《明堂位》谓“意主于铺张鲁国，词实多诬”，并谓“如此篇所陈，则人臣可以践天子位，侯国可用天子礼乐；且臣有功，国称有道，是教天下后世以僭窃篡弑而大乱天下”。此书于《月令》、《文王世子》、《内则》之作，多纯用注疏；余则参用宋儒之说。《明堂位》郑注于末节下，言“春秋时鲁弑三君，及士之有诔，始于庄公。妇人髽而吊，始于《台骀》，云‘未尝相弑相变’，亦近诬矣”。此言《明堂位》之近诬，郑注实首言之，固不待宋儒，汪氏亦与相合。此书趋重宋儒，故引用朱子、张子、黄氏、范氏、丹崖、陈氏之说相合，但郑注孔疏，终不能舍。如《曲礼》“水潦降”至“操以受命如使之容”一节，所解释，仍多用注疏。盖因郑于《礼》，皆循师儒旧说，有传授，有依据，岂凭空逞臆者所能及。唯《曲礼》“勿不敬”一节，郑注“为人君言”，宋儒“为凡人言”；汪氏不用郑说，是从宋儒。然鲁论“修己以敬，推之安人安百姓，是仍为人君言，则郑注自有根据”。但总观全书，虽有驳异注疏之处，然阐发义理，用意殊深。如《缁衣》“民以君为心”一节，引方氏“好恶从于君，休戚同于民”，颇能补注疏所略。汪氏用意尤在分章，如《曲礼》二百零四章之类，又名物象数，于考据也求翔实，持论颇平，无石梁王氏逞臆批驳，草庐吴氏多所变更之弊。诚治《礼》家中有识见者。此书有光绪年间刊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