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人之所为恶夫异端，尽力而排之者，非异端之能乱天下，而天下之乱所由出也。昔周之衰，有老聃、庄周、列御寇之徒，更为虚无淡泊之言，而治其猖狂浮游之说，纷纭颠倒，而卒归于无有。由其道者，荡然莫得其当，是以忘乎富贵之乐，而齐乎死生之分。此不得志于天下、高世远举之人，所以放心而无忧。虽非圣人之道，而其用意，因亦无恶于天下。自老聃之死百余年，有商鞅、韩非，著书言治天下无若刑名之贤。及秦用之，终于胜、广之乱，教化不足而法有余，秦以不祀，而天下被其毒。

    后世之学者，知申、韩之罪，而不知老聃、庄周之使然，何者？仁义之道，起于夫妇、父子、兄弟相爱之间，而礼法、刑政之原，出于君臣上下相忌之际。相爱则有所不忍，相忌则有所不敢。不敢与不忍之心合，而后圣人之道得存乎其中。今老聃、庄周，论君臣父子之间，泛泛乎若萍游于江湖而适相值也。夫是以父不足爱，而君不足忌。不忌其君，不爱其父，则仁不足以怀，义不足以劝，礼、乐不足以化。此四者皆不足用，而欲置天下于无有。夫无有，岂诚足以治天下哉？商鞅、韩非求为其说而不得，得其所以轻天下而齐万物之术，是以敢为残忍而无疑。今夫不忍杀人而不足以为仁，而仁亦不足以治民，则是杀人不足以为不仁，而不仁亦不足以乱天下。如此，则举天下唯吾之所为，刀、锯、斧、钺，何施而不可？

    昔者夫子未尝一日易其言，虽天下之小物，亦莫不有所畏。今其视天下眇然若不足为者，此其所以轻杀人欤？太史迁曰：“申子卑卑，施于名实；韩干引绳墨，切事情，明是非，其极惨核少恩，皆原于《道德》之意。”尝读而思之，事固有不相谋而相感者。庄、老之后，其祸为申、韩。由三代之衰至于今，凡所以乱圣人之道者，其弊固已多矣，而未知其所终。奈何其不为之所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