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儒者说《五经》，多失其实。前儒不见本末，空生虚说；后儒信前师之言，随旧述故，滑习辞语。苟名一师之学，趋为师教授，及时蚤仕，汲汲竞进，不暇留精用心，考实根核。故虚说传而不绝，实事没而不见，《五经》并失其实。《尚书》、《春秋》事较易，略正题目粗粗之说，以照篇中微妙之文。
2 说《尚书》者，或以为本百两篇，后遭秦燔《诗》、《书》，遗在者二十九篇。
夫言秦燔《诗》、《书》，是也；言本百两篇者，妄也。盖《尚书》本百篇，孔子以授也。遭秦用李斯之议，燔烧《五经》，济南伏生抱百篇藏于山中。孝景皇帝时，始存《尚书》。伏生已出山中，景帝遣晁错往从受《尚书》二十余篇。伏生老死，《书》残不竟，晁错传于倪宽。至孝宣皇帝之时，河内女子发老屋，得逸《易》、《礼》、《尚书》各一篇奏之，宣帝下示博士，然后《易》、《礼》、《尚书》各益一篇，而《尚书》二十九篇始定矣。至孝(景)[武]帝时，鲁共王坏孔子教授堂以为殿，得百篇《尚书》于墙壁中。武帝使使者取视，莫能读者，遂秘于中，外不得见。至孝成皇帝时，征为古文《尚书》学。东海张霸案百篇之序，空造百两之篇，献之成帝。帝出秘百篇以校之，皆不相应，于是下霸于吏。吏白霸罪当至死，成帝高其才而不诛，亦惜其文而不灭。故百两之篇，传在世间者，传见之人则谓《尚书》本有百两篇矣。
3 或言秦燔诗书者，燔《诗经》之书也，其经不燔焉。
夫《诗经》独燔其诗。书，《五经》之总名也。传曰：“男子不读经，则有博戏之心。”子路使子羔为费宰，孔子曰：“贼夫人之子。”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读书，然后为学？”《五经》总名为书，传者不知秦燔书所起，故不审燔书之实。秦始皇(二)[三]十四年，置酒咸阳宫。博士七十人前为寿。仆射周青臣进颂秦始皇。齐人淳于越进谏，以为始皇不封子弟，卒有田常、六卿之难，无以救也，讥青臣之颂，谓之为谀。秦始皇下其议丞相府，丞相斯以为越言不可用，因此谓诸生之言惑乱黔首，乃令(吏)[史]官尽烧《五经》，有敢藏(诸)[《诗》]、《书》、百家语者刑，唯博士官乃得有之。《五经》皆燔，非独(诸)[《诗》]家之书也。传者信之，见言诗书，则独谓经谓之书矣。
4 传者或知《尚书》为秦所燔，而谓二十九篇，其遗脱不烧者也。
审若此言，《尚书》二十九篇，火之馀也。七十一篇为炭灰，二十九篇独遗邪？夫伏生年老，晁错从之学，时适得二十馀篇。伏生死矣，故十九篇独见，七十一篇遗脱。遗脱者七十一篇，反谓二十九篇遗脱矣。
或说《尚书》二十九篇者，法斗七宿也，四七二十八篇，其一曰斗矣，故二十九。
夫《尚书》灭绝于秦，其见在者二十九篇，安得法乎？宣帝之时，得佚《尚书》及《易》、《礼》各一篇，《礼》、《易》篇数亦始足，焉得有法？案百篇之序，阙遗者七十一篇，独为二十九篇立法，如何？或说曰：“孔子更选二十九篇，二十九篇独有法也。”盖俗儒之说也，未必传记之明也。二十九篇残而不足，有传之者，因不足之数，立取法之说，失圣人之意，违古今之实。夫经之有篇也，犹有章句也；有章句，犹有文字也。文字有意以立句，句有数以连章，章有体以成篇，篇则章句之大者也。谓篇有所法，是谓章句复有所法也。《诗经》旧时亦数千篇，孔子删去复重，正而存三百篇，犹二十九篇也。谓二十九篇有法，是谓三百五篇复有法也。
5 或说《春秋》，十二月也。
《春秋》十二公，犹《尚书》之百篇，百篇无所法，十二公安得法？说《春秋》者曰：“二百四十二年，人道浃，王道备。善善恶恶，拔乱世，反诸正，莫近于《春秋》。”若此者，人道，王道，适具足也。三军六师万二千人，足以陵敌伐寇，横行天下，令行禁止，未必有所法也。孔子作《春秋》，纪鲁十二公，犹三军之有六师也；士众万二千，犹年有二百四十二也。六师万二千人，足以成军；十二公二百四十二年，足以立义。说事者好神道恢义，不肖以遭祸。是故经传篇数，皆有所法。考实根本，论其文义，与彼贤者作书诗，无以异也。故圣人作经，贤者作书，义穷理竟，文辞备足，则为篇矣。其立篇也，种类相从，科条相附。殊种异类，论说不同，更别为篇。意异则文殊，事改则篇更。据事意作，安得法象之义乎？
或说《春秋》二百四十二年者，上寿九十，中寿八十，下寿七十。孔子据中寿三世而作，三八二十四，故二百四十年也。又说为赤制之中数也。又说二百四十二年，人道浃，王道备。
夫据三世，则浃备之说非；言浃备之说为是，则据三世之论误。二者相伐而立其义，圣人之意何定哉？凡纪事言年月日者，详悉重之也。《洪范》五纪，岁月日星，纪事之文，非法象之言也。纪十二公享国之年，凡有二百四十二，凡此以立三世之说矣。实孔子纪十二公者，以为十二公事适足以见王义邪？据三世，三世之数，适得十二公而足也？如据十二公，则二百四十二年不为三世见也；如据三世，取三八之数，二百四十年而已，何必取二？说者又曰：“欲合隐公之元也，不取二年，隐公元年不载于经。”夫《春秋》，自据三世之数而作，何用稳公元年之事为始？须隐公元年之事为始，是竟以备足为义，据三世之说不复用矣。说隐公享国五十年，将尽纪元年以来邪？中断以备三八之数也？如尽纪元年以来，三八之数则中断；如中断以备三世之数，则隐公之元不合，何如？且年与月日，小大异耳，其所纪载，同一实也。二百四十二年谓之据三世，二百四十二年中之日月必有数矣。年据三世，月日多少何据哉？夫《春秋》之有年也，犹《尚书》之有章。章以首义，年以纪事。谓《春秋》之年有据，是谓《尚书》之章亦有据也。
6 说《易》者皆伏羲作八卦，文王演为六十四。
夫圣王起，河出图，洛出书。伏羲王，《河图》从河水中出，《易》卦是也。禹之时得《洛书》，书从洛水中出，《洪范》九章是也。故伏羲以卦治天下，禹案《洪范》以治洪水。古者烈山氏之王得河图，夏后因之曰《连山》；(列山氏)[归藏氏]之王得河图，殷人因之曰《归藏》；伏羲氏之王得河图，周人曰《周易》。其经卦旨六十四，文王、周公因彖十八章究六爻。世之传说《易》者，言伏羲作八卦，不实其本，则谓伏羲真作八卦也。伏羲得八卦，非作之；文王得成六十四，非演之也。演作之言，生于俗传。苟信一文，使夫真是几灭不存，既不知《易》之为河图，又不知存于俗何家《易》也，或时《连山》、《归藏》，或时《周易》。案《礼》夏、殷、周三家相损益之制，较著不同。如以周家在后，论今为《周易》，则《礼》亦宜为“周礼”。六典不与今《礼》相应，今《礼》未必为周，则亦疑今《易》未必为周也。案左丘明之《传》引周家以卦，与今《易》相应，殆《周易》也。
7 说《礼》者，皆知礼也，为《礼》，何家礼也？孔子曰：“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由此言之，夏、殷、周，各自有礼。方今周礼邪？夏、殷也？谓之周礼，《周礼》六典；安今《礼经》，不见六典。或时殷礼未绝，而六典之礼不传，世因谓此为周礼也。案《周官》之法，不与今《礼》相应，然则《周礼》六典是也。其不传，犹古文《尚书》、《春秋左氏》不兴矣。
8 说《论》者，皆知说文解语而已，不知《论语》本几何篇，但周以八寸为尺，不知《论语》所独一尺之意。夫《论语》者，弟子共纪孔子之言行。敕记之时甚多，数十百篇，以八寸为尺，纪之约省，怀持之便也。以其遗非经，传文纪识恐忘，故以但八寸尺，不二尺四寸也。汉兴，失亡。至武帝发取孔子壁中古文，得二十一篇，齐、鲁(二)，河间九篇，三十篇，至昭帝(女)读二十一篇，宣帝下太常博士。时尚称书难晓，名之曰传，后更隶写以传诵。初，孔子孙孔安国以教鲁人扶卿，官至荆州刺史，始曰《论语》。今时称《论语》二十篇，又失齐、鲁、河间九篇。本三十篇，分布亡失；或二十一。篇目或多或少，文赞或是或误。说《论语》者，但知以剥解之问，以纤微之难，不知存问本根篇数章目。温故知新，可以为师，今不知古，称师如何？
9 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晋之《乘》，楚之《祷杌》，鲁之《春秋》，一也。”若孟子之言，《春秋》者，鲁史记之名，《乘》、《祷杌》同。孔子因旧故之名以号《春秋》之经，未必有奇说异意，深美之据也。今俗儒说之：“春者，岁之始；秋者，其终也。《春秋》之经，可以奉始养终，故号为《春秋》。”《春秋》之经何以异《尚书》？《尚书》者，以为上古帝王之书，或以为上所为、下所书，授事相实而为名，不依违作意以见奇。说《尚书》者，得经之实；说《春秋》者，失圣之意矣。《春秋左氏传》：“桓公十有七年冬十月朔，日有食之。不书日，官失之也。”谓官失之言，盖其实也。史官记事，若今时县官之书矣，其年月尚大，难失；日者微小，易忘也。盖纪，以善恶为实，不以日月为意。若夫公羊、榖梁之传，日月不具，辄为意使。(失)[夫]平常之事，有怪异之说；径直之文，有曲折之义。非孔子之心。夫《春秋》，实及言夏，不言者，亦与不书日月同一实也。
10 唐、虞、夏、殷、周者，土地之名。尧以唐侯嗣位，舜从虞地得达，禹由夏而起，汤因殷而兴，武王阶周而伐。皆本所兴昌之地，重本不忘始，故以为号，若人之有姓矣。说《尚书》谓之有天下之代号，唐、虞、夏、殷、周者，功德之名，盛隆之意也。故唐之为言，荡荡也。虞者乐也，夏者大也，殷者中也，周者至也。尧，则荡荡民无能名；舜，则天下虞乐；禹承二帝之业，使道尚荡荡，民无能名；殷，则道得中；周武，则功德无不至。其立义美也，其褒五家大矣，然而违其正实，失其初意。唐、虞、夏、殷、周，犹秦之为秦，汉之为汉。秦起于秦，汉兴于汉中，故曰犹秦、汉；犹王莽从新都侯起，故曰亡新。使秦、汉在经传之上，说者将复为秦、汉作道德之说矣。
11 尧老求禅，四岳举舜。尧曰：“我其试哉！”说《尚书》曰：“试者，用也，我其用之为天子也。”文为天子也。文又曰：“女于时，观厥刑于二女。”观者，观(尔)[示]虞舜于天下，不谓尧自观之也。若此者，高大尧、舜，以为圣人相见已审，不须观试，精耀相照，旷然相信。又曰：“四门穆穆；入于大麓，烈风雷雨不迷。”言大麓，三公之位也，居一公之位，大总录二公之事，众多并吉，若疾风大雨。夫圣人才高，未必相知也。圣成事，舜难知佞，使皋陶陈知人之法。佞难知，圣亦难别。尧之才，犹舜之知也。舜知佞，尧知圣。尧闻舜贤，四岳举之，心知其奇而未必知其能，故言“我其试哉”，试之于职，妻以二女，观其夫妇之法，职治修而不废，夫道正而不僻。复令人庶之野而观其圣，逢烈风疾雨，终不迷惑。尧乃知其圣，授以天下。夫文言观、试，观试其才也。说家以为譬喻增饰，使事失正是，诚而不存；曲折失意，使伪说传而不绝。
造说之传，失之久矣。后生精者，苟欲明经，不原实；而原之者，亦校古随旧，重是之文，以为说证。经之传不可从，《五经》皆多失实之说。《尚书》、《春秋》行事成文，较著可见，故颇独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