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卷。唐代玄奘(600－664)撰。玄奘，俗姓陈，本名曰祎，河南洛州缑氏县(今河南省偃师县南境)人。他的曾祖、祖父都是官僚，到他父亲陈惠，却潜心儒学已不再为官了。少时因家境困难，跟他二兄长捷法师住洛阳净土寺，学习佛经，十一岁时就已熟习《法华》和《摩维》。十三岁在洛阳正式出家为僧。此后师从景法学《涅槃》，从严法师学《摄论》，代师升座，分析经文，讲说佛法。隋大业末年，随他二兄去长安，赴成都，听闻宝振讲《摄论》、道基讲《杂心》、惠振讲《八犍度论》。因玄奘为学刻苦，钻研劲头十足，不几年便究通诸部，声誉大著。唐高祖武德五年(622)在成都受具足戒。后离开成都到外地参学，每到一地讲经说法，言传身教。他讲说过《摄论》、《杂心》等很多佛经，也先后辗转多处访师闻道，深感经讲不同，师说各异。特别是当时流行的《摄论》、《地论》两家有关法相之说不能统一，很想求得《瑜伽师地论》，以求会通一切，澄清思想上的混乱和佛法上的疑点，其所最为重大，最为关心的问题是：凡人能不能成佛?什么时候成佛?经过什么阶段，通过什么手段才能成佛?。贞观三年(629)长安一带饥荒，他趁此机会，私自离开长安，开始了艰苦绝卓的“西行求法”，经历千辛万苦，九死一生的磨难，终于到达了当时印度佛教中心那烂陀寺，投师于戒贤门下，学习《瑜伽师地论》等经典，法学大增，见识益深且广，使其名声仅次于戒贤。五年后他又游历了印度东、南、西、北处数十国家，广闻博见，法学成熟。重回那烂陀寺后，戒贤大师让玄奘主讲《摄大乘论》、《唯识抉择论》。那烂陀寺的僧人不服，师子光带头发难，攻击玄奘的论点。于是玄奘在沟通大乘学说中的“瑜伽”、“中观”两家论争基础上，著《会宗论》三千颂，得到戒贤大师们的赞许。他又应戒日王的请求，著《制恶见论》一千六百颂。玄奘西行求法历时十七年，行程五万里，于贞观十九年(645)正月到达长安。携归了大小乘经律论五百二十夹，六百五十七部。此外尚有佛像、舍利(佛骨)等佛教文物。唐太宗在洛阳会见了玄奘，要求他据游历见闻，修西域传；并劝他还俗从政，玄奘力辞不受。鉴于此，太宗留他住长安弘福寺译经，由朝廷提供所需，组织二十余人，进行了较为详细的分工，成立了专门的译场。从住弘福寺开始译经，直到最后迁住玉华宫，中间经历了十九年，共译出经论七十五部(《大唐西域记》除外)，总计一千三百三十五卷。玄奘所译，因他精通梵文，总汇三藏，又亲自主译，所以经文名相的安立，文义的贯练，都十分精到，也矫正了旧译中的许多讹谬，在中国译经史上开辟了一个新纪元，后人称他是中国四大译经家之一(一说鸠摩罗什、真谛、玄奘、不空四人；另说为鸠摩罗什、真谛、玄奘、义净四人。)称他的译籍为新译。他还把中国的《老子》译成梵文，把中国流传的《起信论》也译成梵文，传至印度。他还应东印度童子王的请求著了《三身论》三百颂。奉唐太宗之命，口述西域至印度诸国所见所闻，由辩机笔录整理成书——《大唐西域记》十二卷。在玄奘译完《瑜伽师地论》一百卷大部之后，唐太宗应请为其新译诸经做了总序，即后世所传的《大唐三藏圣教序》。玄奘不仅在佛教文化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而且在中印两大民族文化交流史上也占有一席之地。总之，就佛教学说来看，他阐扬的“理佛性”和“五种姓”之说，不仅成为后来创立慈恩一派的根本典据，而且其它宗派也多加采用，在中国佛学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人称他“三藏法师”或“唐三藏”。就译经来看，开创了中国译佛经的新时代，人称他为佛教译经家。就中印文化交流来看，他通过译著和著述消除了语言障碍，沟通了中印文化，人称他是古代中印文化交流的架桥人。就中国佛教宗派的创立来看，人称他是慈恩宗的创始人。就传道授业来看，他教化的弟子门人很多，最著名的有神昉、嘉尚、普光、窥基和新罗的圆测等人，可谓是誉满东方的一代文化名人。《八识规矩颂》共有四章，文体为七言颂，每章各有十二句。第一章颂前五识，第二章颂第六识，第三章颂第七识，第四章颂第八识。“八识”指大乘瑜伽行派主张的八识，不仅义有别，“体”也有八。后人怀疑此颂为晚唐时“浅学未识之流所作”，归于玄奘名下。尽管如此，《八识规矩颂》对了解大乘瑜伽行学派的学说仍有一定借鉴作用。现有北京刻经处刻本。